夏日天堂的“避暑录话”
海水浴场一景。
1934年,萧军与萧红海边合影。1951年,萧军(右三)、方未艾等在海边。《老舍海浴图》
“青岛之美不在山而在水。汇泉的海滩宽广而水浅,坡度缓,作为浴场据说是东亚第一。”——梁实秋《忆青岛》
浴场,在青岛的地位,从每一位来青的名人笔下可见一斑。
郁达夫来青岛是为旅游,他在《青岛巡游》(1934年11月28日)中说:“海水浴场的设备如何,暂且不去管它,第一是四周的那么些个浅滩,恐怕是在东亚,没有一处避暑区赶得上青岛。”
青岛迎接名人的集中时期是在上世纪30年代。1929年夏天,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莅青,携眷借住在私立青岛大学女生平房宿舍内(即今中国海洋大学档案馆)。他对青岛优美环境,宜人气候,倍加赞赏,“以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因此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迁往青岛筹办。是年6月3日,教育部接受蔡元培提议,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委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委会。1930年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在鱼山路5号举行正式开学典礼,校长杨振声宣誓就职。杨振声效法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广聘专家学者,张道藩(后为赵太侔)任学校教务长,闻一多、黄际遇、梁实秋、黄敬思、汤腾汉、曾省之等分任院长、系主任。此外,还有沈从文、游国恩等人。“青岛大学发展迅速,一举成为当时国内一流大学之一”,青岛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教授刘增人告诉半岛记者。
闻一多和梁实秋是一起来的,在杨振声“先尝后买”的“推销政策”下,两人先到青岛参观,被这里淳朴的民风和优美的环境所吸引,决定接下国立青大的聘书。
闻一多写下了《青岛印象》(1932年6月),告诉人们:“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四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人像小鱼般,暴露在日光下,怀抱中的是熏人的咸风。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蓬,人们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多美的夏日即景。
多年之后,梁实秋回忆当年,写下了《忆青岛》:“青岛之美不在山而在水。汇泉的海滩宽广而水浅,坡度缓,作为浴场据说是东亚第一。每当夏季游客蜂拥而至,一个个一双双玉体横陈,在阳光下干晒,晒得两面焦,扑通一声下水,冲凉了再晒。玩得最尽兴的莫过于夫妻俩携带着小儿女阖第光临。小孩子携带着小铲子小耙子小水桶,在沙滩上玩沙土,好像没个够。”相信,梁实秋在重温这些细节时,想起了旧友,想起了家人。
国立青大办公室职员吴伯箫从北师大毕业后,来到青岛,第一次看到大海,“与海结了不解缘”,他最喜欢早晨到海边看日出,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听潮音阵阵。他的笔下,夏日海滩的情形是这样的:“五月梢就有人洗海澡了。夏天就那样悄悄地在大家不知不觉中偷进了青岛”,“慢慢外国的水兵来了。各种暑避的人也来了”,“喂,是青岛走运的时候喽”。
“正午,阳光晒得正炎热的时候,到海水浴场去,多远就望见啤酒、冰淇淋的旗帘高高地挑着。马路上熙来攘往的都是车马。一排排的木房前面,卧在沙上的,撑了纸伞的,男男女女,老到有了胡须、小到刚会走的,都来洗澡来了”。海里的景象更是多姿多彩,“水里边,真是万头攒动,活泼得像游鱼,灵便得像野鸭,拙笨得像河豚”,“粗波细浪,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叫做热天,出汗是怎么回事呢?在水里浸着,在沙上晒着。有的人连饭都不回去吃,直呆到傍晚才收拾散去,不是连夜里都有洗澡的吗?”
如此景象,如神仙一般,令吴伯箫异常羡慕,“日子是过得那样悠闲的”。
1935年夏,已离青岛的吴伯箫与臧克家又“候鸟似的飞集于青岛”,与尚在青岛的洪深、王统照、老舍、赵少侯、杜宇等12人假《青岛民报》副刊,联袂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避暑录话”,是文学者“避暑”时的狂欢。
平静和谐的黄金时代
悄吟在水淹到胸部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起眼睛,沉到水底下去,努力爬蹬了一阵,抬起头来,呛嗽着大声喊:“是不是我已经泅得很远了?”(《忆萧红》梅林作)
风景秀丽的青岛,是很多名人的黄金时代。
对于萧红和萧军来说,亦是如此。
1932年,萧红在哈尔滨经历了逃婚、抗争,与爱人汪恩甲同居怀孕却被抛弃,几百元的房费差点让她进入红尘,幸好萧军英雄救美,趁发洪水“逃单”。颠沛流离,走投无路,幸好远在青岛的友人舒群向他们伸出援手,邀请他们到青岛避难。1934年6月15日,两人乘坐“大连丸”从大连来到青岛,萧军发出了疾呼:“归来了。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母亲!”到达青岛的第二天,就是端午节,萧红正好二十三岁,是她的又一次重生。
前几年有一部关于萧红的电影,名为《黄金时代》,而他们在青岛终于获得了宁静,也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代”。萧军做编辑写文章,萧红搞创作,两人过起了柴米油盐、相敬如宾的平静生活。好友张梅林记忆最生动的部分,是他们洗海澡的情景:“我们徜徉在葱茏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地四处游泅着。悄吟(萧红)在水淹到胸部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起眼睛,沉到水底下去,努力爬蹬了一阵,抬起头来,呛嗽着大声喊:‘是不是我已经泅得很远了?’
‘一点儿也没有移动’,我说,‘看,要像三郎(萧军)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
悄吟看了一看正在用最大的努力游向水架去的三郎,摇头批评道:
‘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冲一阵而已……我还有我自己的游法。’她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下去”。
如此具有画面感的描述真实地记录了两人在青岛的恬静岁月。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学者葛浩文在《萧红评传》里说,“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听起来让人心酸,却也是实情。之后因为时局动荡,两人与鲁迅通信,前往上海投靠。两年后的1936年,他们为了处理感情问题,决定分开一段时间,萧红去了日本,萧军回到青岛,住在山东大学校内宿舍。之后,两人彻底分道扬镳,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
此后,萧军又来过青岛两次,一次是1951年带着与妻子王德芬生育的儿子来访好友方未艾,并在海滩上留下了一张海浴照。1986年,萧军来海大讲课,再次踏上他和萧红曾经“度精神蜜月”的地方,他说:“尽管我东飘西泊,也还未忘记这个我曾经居住过的美丽山岛,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和深深的感情”。
其实,创作了《骆驼祥子》等作品的老舍也视在青岛的生活为黄金时代,而他也曾到过浴场,画家黄嘉音还亲笔画过《老舍海浴图》,老舍套着游泳圈,前面小儿嬉戏,后面爱人盘坐,看似惬意,背后其实很“心酸”:
“这是头一次在青岛过夏。一点不吹,咱算是开了眼。可是,只能说开眼；没有别的好处。就拿海水浴说吧,咱在海边上亲眼看见了洋光眼子!可是咱自家不敢露一手儿。大概您总可以想象得到:一个比长虫——就是蛇呀——还瘦的人儿,穿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浴衣,脖子上套着太平圈,浑身上下骨骼分明,端立海岸之上,这是不是故意气人?即使大家不动气,咱也不敢往水里跳呀；脖子上套着皮圈,而只在沙土上‘憧憬’,泄气本无不可,可也不能泄得出奇。咱只能穿着夏布大衫,远远地瞧着；偶尔遇上个异教卫道的人,相对微笑点首,叹风化之不良；其实他也跟我一样,不敢下水。海水浴没了咱的事”。(《青岛与我》载1935年8月16日《论语》第70期)
虽然没有下海,老舍夫人胡絜青后来说他们当时位于金口三路的家可没少迎接来换泳衣的友人,看来只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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