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身者的茫然悲歌 ——陈翔鹤在青岛,为何屡感苦闷和惆怅?

半岛都市报 2019-07-09 03:06 大字

半岛记者张文艳

陈翔鹤多次来青岛,一般认为是三次,但在他写给好友杨晦的信件中,似乎显示他共来过四次,每次来的原因不同,但心境类似:惆怅,苦闷,感慨。正如他的作品名一样(《不安定的灵魂》《茫然》《断筝》《独身者》),处处透露着迷茫。这应该说主要与他童年的遭遇和性格有关,在他十年的来往信件中,也不乏有歇斯底里的描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历练,他逐渐变得坚强,晚年他积极、进步,即便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仍劝后人活在当下,珍惜人生——这就是陈翔鹤,一位被生活锤炼成钢的作家。我们将笔触定格在他几次来青岛的经历,还原8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的复杂心境,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浅草社成员的聚会

“相识了许久,还没有通过一次信,真是抱歉得很。

自从来青岛后,因为天气阴湿的缘故,紧张的心情也一天一天地松弛下去,接朋友的信倒有八九封,而自己发出的信只不过一两封……因此平时思念你的热情,都让它在懈怠与阴暗中沉逝了”。(1924年7月30日,陈翔鹤致信杨晦)

荒土之上生“浅草”

1924年,陈翔鹤正在北京大学读“特别生”,是什么机缘让他来到青岛呢?这与两人有关。

上世纪20年代初,一棵嫩绿的小草萌芽在文学的春天里,“在这苦闷的世界里,沙漠尽接着沙漠,瞩目四望——地平线所及,只一片荒土罢了。是谁撒种了几粒种子,又生长得这般鲜茂?地毡般地铺着:从新萌的嫩绿中,灌溉这枯燥的人生”,“浅草社”创刊号上发表的《卷首小语》,是几位热血青年的宣言。

至于浅草社成立的时间说法不一,在《浅草社始末》(《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四期)一文中提到,“浅草社”于1921年冬发起,1922年初酝酿成熟,1923年3月19日正式发布《浅草》季刊。主要发起人林如稷提到了几位人员名单,“在1921年,我从北京转到上海读书,在那里认识同乡邓均吾和陈翔鹤,陈正在复旦大学读文学系,也常爱写点东西,我们便在次年不自量力地约集几个在北京求学的朋友陈炜谟、冯至等,(后来)创刊了《浅草》文艺季刊”。

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们,怀着满腔激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轫以后的浪潮中,肆意挥洒青春,用他们略显稚嫩的视角,捕捉社会的灵动。就连创刊号题名,也是请十三岁的少年书写的,一切,都彰显着蓬勃的生命力。“我们自信:我们都还年轻,幼稚固所难免,但虚伪却一毫也无”,陈炜谟说。

浅草社的成员和作者队伍不断壮大,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还有李开先、王怡庵、章铁民等人,后来,顾随、韩君格、游国恩、陆侃如、冯文炳等也加入进来,网罗了当时一众文学青年,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文学大师。

山海楼上谱新作

吸引陈翔鹤到青岛的就是“浅草社”成员顾随和冯至。

1924年初,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王乐平等人来到青岛,筹建了一所革命学校——私立胶澳中学,2月正式开课,位置选在了如今登州路的毛奇兵营里,众人推举陈名豫出任学校第一任校长,刘次箫任教务主任。然而,开学不到5个月,毛奇兵营便被北洋军队强行占用,学校只得搬到了位于湛山大路(今香港西路)的伊尔蒂斯兵营里。

早些时候刘次箫在济南时,结识了当时在济南山东第一女子中学任教的顾随,便与其约定,可以到他那里任教。由于济南女中风潮、遭人中伤等原因,1924年夏,顾随离开济南,抵达青岛,接下了私立胶澳中学的聘书。和他一起抵达青岛的,是正在北大读书的冯至。“我们于7月2日到青岛。我们这两个土生土长的燕南赵北人第一次看见海,非常兴奋。无论是海、是山,是花木园林以及一些建筑,无处不是新鲜的”,冯至回忆说。

1924年夏,胶澳中学(今青岛一中)里一座掩映在太平山绿荫丛中二层德式小楼旁,虫声四野,波涛声声入梦,因此,冯至称它为“山海楼”。两人沉醉于青岛的美景,邀请好友来分享,陈翔鹤、陈炜谟真的来了,更有趣的是,他们日后也成为了胶澳中学后来的市立中学的教师。1925年,杨晦也来到青岛任教,这一年,他们又创办了“沉钟社”,此是后话。

如此一来,“浅草社”的主要成员聚集在了青岛,徜徉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里,感受不同的风情,寻找汹涌的灵感。

然而,陈翔鹤的心情和朋友们不尽相同,他承认自己是放松的,但不是顾随那样生活充实的满足,也不是冯至那样孩子般的快乐。

众人舒畅他独悲

“青岛地方之美,我简直不能用言语可以形容它,或者君培(冯至)告诉你的已是不少了,不用多说”,陈翔鹤在青岛胶澳中学的宿舍楼里,给杨晦的信件中写道,“近来君培好似有意同我疏远,这原因我很知道,就是我‘性根’上的劣点,不大绅士!”“不过慧修(杨晦)!要是你同我久处一会儿你也会厌弃我的,但我并不因此便后悔,我一个人仍是要生活下去。其实像我这种人又何能与人长处相安呢?不是我被人弃,就是我弃人,这种往例已是太多了”。

对于这一点,性格要乐观得多的冯至不这么认为,他在1924年8月上旬给杨晦的信件中说,在青岛,朋友们都才思泉涌,“炜谟写了几万字了,羡季(顾随)的长篇小说也开始了。只要是朋友写东西,我真是快活万分”,唯独陈翔鹤“非常颓丧,他说一个礼拜内不同我们谈话”。

在青岛喝啤酒是标配,陈翔鹤也是如此,一瓶啤酒进肚,他的伤感便涌上心头,“情到多时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人总那么卑贱,在生活中需求伴侣、朋友,不耐孤寂,被人冷落了还梦悲伤!”

对于陈翔鹤的伤感似乎与之性情相近的陈炜谟体会得更深刻一些,1924年8月20日,他写信给杨晦:“青岛一月的旅行,使我的性情改变了不少。我想,这实在说得不错,在不知不觉的瞬间,已来到这要不得的世界了。要得,除非死。然而我们既没有自杀的勇气,只好忍痛活着下去。无论为空想的猎人也罢,为享乐的饮者也罢,总是活着下去。离青岛的前几天,翔鹤一人大醉后复大哭,这给我很大的教训”。

触目伤怀,泪如雨下

“路过青岛,雇车入市,因念七年前曾与炜谟、君培于夕阳西下时常坐谈亭上,乃下车入内,见风景依依不殊当年,而吾辈乃各以命运驱使,竟至风流云散矣!触目伤怀,不觉泪下如雨”。(1931年7月18日,陈翔鹤致信杨晦)

几次来青岛,陈翔鹤的境遇不同,然而他与生俱来的敏感神经一直撩拨着他,尤其是青岛的景和人,既让他留恋,又令他生出许多感慨来。

初次来到青岛的心境,陈翔鹤也写在了1924年8月10日给杨晦的信件中:“多谢你寄我《沉钟》,可惜我现在不能读,第一因我现在病着,第二是不日就要离开青岛了(大约是十四号),心很不安定。一天到晚都仿佛有所期待似的,早上起来希望吃中饭,中饭吃了希望天黑,吃了饭,天黑了,又不知道要做什么。茫茫毫无生趣的,由楼上跑楼下,由楼下更跑到楼上……读书呢,读到脑子里已经发昏痛了,放下书更是神魂无所。日来夜里虽合着眼但不能安神,恐怖情绪十分发达,大约是我在幼时,看的神怪小说太多,又兼以神经衰弱。吃下饭由胸部直痛到肠里,但我并不曾吃药”。

一番陈述下来,可以看出陈翔鹤当时是何等得迷茫,他较同龄人更为脆弱,易伤感。

“到青岛后,读的书倒还不少,长篇有四部,短篇有二十多篇；中国书也相等(大约以词、六朝文为多)。炜谟、君培总有长篇的、进步的东西出来,而我却一字都无,生趣停歇,仿佛如待死之囚一般,因此良心上也时常自己责备自己,一日总有几遍”。

不过,读陈翔鹤的信件一度让半岛记者产生了疑问:为何陈翔鹤在1924年就收到了杨晦寄来的《沉钟》?因为“沉钟社”公认为是1925年创办的。

陈翔鹤1933年发表的《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中,提道:“1925年的初秋,那时陈炜谟兄刚从南京旅行回来,冯至兄新从他故乡重返北平,而我呢,亦刚在北平附近的西山,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坐在北海公园湖滨的古木下,商量继续创办文学杂志的理想,“恰巧这时远远传来几声晚钟,因此便由钟声联想到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写的童话象征剧《沉钟》”(《沉钟社始末》,载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三期),于是一个新的文学刊物应运而生——“沉钟社”。

由此可见,当时陈翔鹤收到的《沉钟》应该就是那本名著,一年之后,享誉文学界的“沉钟社”诞生,这也再次证明了这一文学社团与青岛的缘分。

那么,陈翔鹤到底几次来青岛?

一般大家都认为是三次:1924年、1931年、1932年。在他给杨晦的信件中,还提到了一次,不过由于信件中断,不知这次是否成行。

那时杨晦在青岛。1929年4月19日,陈翔鹤写信称“快信已接到。青岛我已决定不来了,因为来了劳民伤财,而且更又搅扰你们个不安”。然而,话虽这么说,但1930年的6月2日,他还是写信给杨晦:“我至迟不过一个礼拜后即可到青岛”。在下一封信就是1931年3月14日了,所以他是否再次抵达青岛不得而知,但因为杨晦在青岛,他当时在济南,两人感情深厚,无话不谈,相聚又近,陈鹤翔到青岛的可能性很大。

一年后的1931年7月18日,陈翔鹤又致信给好友杨晦,提到了他路过青岛的短暂之旅:“路过青岛,雇车入市……别时,绕亭急步数匝,心中默诵佛号,以为远方诸友,及人间辛苦众生,深深祝福”。

他缘何总觉苦闷惆怅?

“学校已经正式上课了。地方是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自然一切均莫名奇妙了。不过我依然照着我老方法做去,因为我觉得‘教书’不仅传为解决职业问题,而求对于一般青年人有点益处,也是十分重要的。屋子太大,火炉又是个十二世纪的火炉(北平不曾有过),此刻正是青岛冷的时候,所以十分觉得苦恼了”。(1932年2月12日,陈翔鹤致信杨晦)

以前来青,都是步履匆匆,1932年陈翔鹤的到来,则时间较长,因为他是来市立中学(原胶澳中学,今青岛一中)教国文的,也兼职市立女中(今青岛二中)的课程。然而,也只停留了一个学期的时间。

来青岛工作,他仍然因为工作、生活、爱情诸方面的不如意而感到苦闷。“我现在正病着,觉得十分自烦。刊物因为时局的关系,恐怕非得延期不可了吧?不过我们的‘心情’和‘精神’都应得不受影响才好”。不过他的心情并不是太好。

他对这里的学校和学生都不甚满意,“这里教员多是些‘阿Q’的弟兄,你想学生那里能好呢,而校长尤其是个坏人。女中一月份只送了半月薪来,我本来十分不愿意,后来因为那方请了许多熟人来说,所以也就马虎过去了”。

“我这一月余以来完全是很热心地在这里想整理功课,想将学生程度提高,可是市中方面完全是失败了,因为第一学生程度既出奇得坏,而态度又极糟,不仅课外不读书(而且完全不了解读书是怎么一回事),就听讲时也毫不用心；第二图书馆已经多年不添一本书了；第三校长是个坏人,尖酸、刻薄、虚伪、无所不为……自然,像这种环境,哪里能有好学生产生得出呢。至于女中方面,情形却很好,只是天天坐车上课,也实在太于劳苦了,而且市中作文至少两星期一次,卷子完全不通。上课时秩序又坏(不让上国文时看其他书籍,在学生方面也承认是奇刻的事),因此觉得为衣食而敷衍着,真正是再无聊也没有了”。

辗转多地来到青岛,陈翔鹤感到的是苦闷和惆怅,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他惦记着他们的文学社,沉钟社在1927年停刊后,“1932年,因为如稷兄已经回国,所以我们的半月刊才才决定重新的复活起来”(《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此时他们正志得意满。然而,苦于学校的课业太重,让他腾不出足够的时间来写作,所以他才不停地抱怨,嫌学生不让他省心,嫌校长不给他足够的空间和金钱。

“我现在为课卷而苦恼,俟稍得闲暇时,即抽时作点文章。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比从前确实有些不同了,无论在何等难过的状况之下,只消一坐上桌子,就会万事俱忘,而能以安心工作的,所以写点文章出来,也决不会成什么问题”(1932年3月7日)。他一直牵挂着刊物的出版,“至于如稷,我们可以不必再指望他了,只要你、我、君培,三人努力就行了,若无外稿,篇幅不妨缩小一点,因为反正我们这种都是为自己朋友‘赏玩和鞭策自己’而出的东西,所以篇幅的多少,在我看,除‘面子’而外,都别无关系了”。

这段时间,陈翔鹤创作了短篇小说《独身者》,完成了任务,“文章已经抄好,在万二千字以上,恐怕在《沉钟》上一期登完是很不可能的吧?俟再校阅一遍,即可寄来”。

第二,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陈翔鹤其实人缘不错。剧作家陈白尘在《一个真正的人》中就盛赞他为人正直。陈翔鹤也有很多朋友,除了三位挚友外,还有鲁迅亦师亦友,郁达夫、沈从文等,都对他赞赏有加。但在学校里,他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不能灵活处理与学生的关系,更不会和校长搞好关系,把校长作为对立面,认为工资难以下发,学校书本更新换代不及时都是校长的责任,所以跟友人说校长的不是。

在信中,他提到“方佩璋君在女中教书,一天到晚都是滔滔不绝地与人谈话,让一般人昏天昏地的,从旁看来,觉得非常有趣。在我此时的习惯,对于外人总是‘沉默不语’的,因为有许多的趣味和意见(是非善恶也在内),在我都早已浑然两忘了”(1932年3月11日)。

为情所困,友情绵长

“M.H.刚到此地,只是天天刮风,不能出外。等到她自己的卧室收拾好时(学校有此定例),我就可以安心作事了。无论时局变得怎样,只要此地不大混乱,打算不离开这里,过一天算一天,反正这里风景和空气都是不错的。”(1932年2月5日,陈翔鹤致信杨晦)

令陈翔鹤感到惆怅的另一个原因是,爱情不是很顺利。

在陈翔鹤的信件中,处处可以看到M.H.的影子,M.H.到底是不是他的妻子王迪若没有经过证实。王迪若是孔德学院的学生,陈翔鹤曾在那里任教,根据《我的父亲陈翔鹤》一文得知,王迪若比陈翔鹤小13岁。

1929年5月29日,陈翔鹤致信给杨晦时,提到了女友,“据我的计划,大约要在明年的秋天,我才有力量在北京组织起一个家庭来……真的,M.H.从前的遭遇也太可怜了,我到现在才知道应当怎样的爱她。我怎能这样呢,让爱自己的人伤心!虽然她从前的痛苦(不是从我这里得来的)并不是我自己的罪过”……

后来,陈翔鹤到吉林教学,M.H.也跟了过去,他来青岛,也把她接了过来。但是,杨晦等好友不看好他们,他曾致信给陈翔鹤:“如果作残忍的主张,你绝对硬了心肠,同M.H.断绝了来往,不要为这种不上不下、不东不西,没有结果的苦恼,来苦恼自己,而忘了自己的一切”；陈炜谟也批评陈翔鹤“对于爱情是软弱极了。所以家庭弄得常有纠葛”。

不过,陈翔鹤坚信爱情。

当然,他也不缺乏友情。在青岛,陈翔鹤幸运地遇到了老友沈从文。上世纪20年代,两人相识于北大,并一起去鲁迅先生的课程,一起去书店购买《呐喊》。由于当时陈翔鹤家境殷实,所以经常请“窄而霉斋”主人沈从文吃饭。1925年,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小职员,住进了香山饭店前山门宿舍,陈翔鹤便骑着一头小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是为访友,也是寻幽探胜。“我和沈从文两人坐在两株名松旁的石头上,畅谈人生、理想和文艺创作”,世外桃源有知己,成为陈翔鹤最深刻的记忆。

此后,两人天各一方,为生存而奔波,在青岛,他们又相遇了。

青岛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告诉半岛记者,在沈从文的信件中,专门提到了他和陈翔鹤的交往,信里是这么说的:“那时老朋友陈翔鹤先生,正在中山公园旁的市立中学教书,生活十分苦闷,经常到我的住处,于是我陪他去公园,在公园一个荷塘的中央木亭子里谈天,常常谈到午夜。公园极端清静,若正值落月下沉海中时,月光如一个大车轮,呈鸭蛋红色,使人十分恐怖,陈翔鹤不敢独自回学校,我经常伴送他到校门口,才通过公园返回宿舍,因为我从乡下来到大城市,什么都见过,从不感到恐惧”。

陈翔鹤自认为是一个“素性热烈的人”,事实上,他不但悲观且胆小,沈从文看似文弱,却如此胆大,是不同的成长环境,塑造了两位文人的不同特性。然而,他们两人非常谈得来,这份友情维持了多年。

后来,陈翔鹤因《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陷入政治旋涡。1969年4月22日,因长期遭受折磨的陈翔鹤,在去接受审判的路上猝然晕倒,送往同仁医院医治无效去世。据陈翔鹤先生的后人回忆,晚年的父亲已经变了一个人,积极而努力,女儿说了一句“活着真难啊!”他还写诗鼓励:“忽闻忧生叹,出自幼女唇。识世惜太早,桃李恐不春。昔人等生死,旦暮犹轻尘。令人重生死,松柏发芳芬。勿为忧生叹,努力事耕耘。”

沈从文听到好友去世的消息后涕泪纵横,说如果没有后来的运动,凭借“他那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写作态度、旺盛的创造精神及涉笔成趣、倚马可待的才华,定能在历史小说领域开出一簇簇鲜艳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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