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高考的不幸与幸运 “我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胡宝星,生于1956年,翻译、作家。青岛第三十一中学毕业后下乡当知青,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最终被临沂师专录取。
成功通过高考的胡宝星,自认为是幸运的那一个,虽然高考前发高烧,未能正常发挥成了他终身的遗憾。“难忘1978年初秋的那个傍晚,生活在那一天为我翻开了新的一页；感谢那次高考,我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进入考场时,他热泪盈眶
胡宝星在青岛第三十一中学时,是红一班的副班长,被学校的校医看上,希望培养他当医生。然而,胡宝星真正喜欢的科目是英语,所以,他没能成为一名校医。
在胡宝星的眼里,英语是母语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外国文学和名著给了他一双不一样的眼睛,通过它们,他能看到别样的美景,所以他一直想做一名翻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还让我去给初中学生上英语课”,胡宝星先生自豪地说。
1976年高中毕业后,和众多的年轻人一样,胡宝星进入下乡青年队伍,在平度马戈庄当知青。雕刻在胡宝星脑海中的画面是:“夕阳映得西北港远方的天边如火烧云般灿烂,我推着一辆装满了粪土的独轮车吃力地‘跋涉’在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地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吞噬着胡宝星的翻译梦,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处,倒头便睡。
1977年高考的消息传来时,胡宝星报名了,然而,由于没有课本和复习资料,本来就对数学不专长的胡宝星没有考上。
又是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1978年,揣着一元钱,胡宝星再一次报名参加高考。之后,每天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抓紧时间来看几眼书,就算是复习了。
然而,准备了一年的考试,还是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胡宝星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我小时候就扁桃体不好,经常发炎。就在考试的前几天,我的扁桃体又发炎了,引起了将近40摄氏度的高烧,全身无力,别说考试,站起来都费劲”,这对胡宝星打击不小,他甚至有了放弃考试的念头。同样报名高考的朋友杨建国是知青组组长,他听说后,力劝胡宝星要参加考试,因为这一天来之不易。“他到村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带上我,我坐在后座上,整个人都爬在他的背上,我们往8里外的一个中学考点赶,路上陡坡不断,高低不平,可累坏了杨建国”。就这样,胡宝星总算没有错过考试。
来到考点,胡宝星看到了至今令他热泪盈眶的一幕:“积压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怀揣着梦想的一批人进入考场,考生们的年龄悬殊很大,有回乡知识青年,有下乡知识青年,也有在职的民办教师们,他们当中有30多岁的大哥大姐,也有刚出校门的懵懂少男少女,几乎差了一代人。甚至还有母亲或者父亲抱着孩子来送对象考试的,他们手上都是老茧,脸上也是被岁月摧残的痕迹,但一看就是读过书的人。要知道,高考其实录取率很低,竞争激烈,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人会落榜。这种场面,我一看就哭了”。
伴随着泪水和高烧,胡宝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为开启全新的人生而奋笔疾书。
接到通知书,他开启新生
高考结束后,接下来就是期盼。
“那天,我送的是最后一车粪,等我赶到那片盐碱地的时候,在地头等着拉纤的是小柳姑娘,她是妇女队长柳姐的三妹子,初中刚毕业。因为不愿意考高中,柳三妹子就只能回到家里务农。
小柳姑娘问道:小胡哥,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没有?
我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收到,我肯定落榜了。
小柳姑娘挺会安慰人的:我看你行,准能考上。
我怏怏地回答道:拉倒吧!不去想那些了,我还是继续修理地球吧。”
这是胡宝星在他的《知识,改变了命运》中回顾的一幕,他自觉考得不好,高烧带来的不适感,让他没能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回到村里,天色已晚,胡宝星正狼吞虎咽地啃着玉米饼子,村大队长突然疾步出现在了知青大院,“看见我在吃饭,笑着说:小胡,现在才吃饭啊,我正要找你呢,大喜事啊!你考上大学了!”
回忆当时的情景,胡宝星说就像做梦一般,因为他的志愿落榜了,只能服从调剂,能否如愿进入大学校门,他心里没底。不过,这次是真的,他被临沂师专外语系录取了。
能够如愿学英语,胡宝星觉得得益于青岛良好的教学环境,“当时我们大学班上28名学生,青岛的占据了一半”。进入大学学英语比起其他专业来说要难得多,因为他们还要到青岛一中考口语,“光口语一项就刷下来很多人”。幸亏胡宝星英语学习得扎实,才能够在高考中取得成功。
“有意思的是,我们班上的英语是从26个英文字母开始学习的,因为班上什么口音都有,各地地方腔,非常滑稽,老师折腾了两个星期才把学生们的发音纠正过来,他一个劲儿地说,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考上的!”
胡宝星至今都自认为是幸运的,看看身边很多中学同学在时代的浪潮中历经挫折,有了文凭的他则能在自己喜欢的英语和文学中徜徉。如今已经退休的他还非常繁忙,还担任着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青岛市作协会员、青岛市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会理事、青岛市国学学会企业家国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另外他还是专业的翻译,去过全球很多国家。
是高考给了胡宝星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他感谢高考,让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1978年高考、1979年考研两次参加考试终于与家人团聚
刘增才,生于1949年,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初中毕业后,1966年到青海屯垦戍边,参加1977年高考考取青海师专,1979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
提起当年的高考,刘增才同样感慨万千,退休后的他早已经历了岁月的涤荡,心态平和,诉说起来非常理性,但想起当时与家人的分离,他认为是高考拉近了他们的距离,言语里满是幸福。
刘增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同一年,1965年青岛二中初中毕业。第二年,他就响应国家“屯垦戍边”的号召,踏上了开往青海的火车。14天之后,他在青海省格尔木拖拉海,开始了10年的垦田生涯。年仅17岁的刘增才接受着严寒和劳累的挑战。“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牧民家的羊粪堆起出来,运送到田间,扬到地里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增才过着一眼望不到头的生活。幸好,他心底里有对家和远方的她的牵挂。在离开青岛时,他就与中学同学孙韵平感情深厚,10年来,靠书信诉说彼此的境遇,两颗心紧紧贴在一起。
1976年,刘增才请假回到青岛,与心爱的人结为夫妻,并于1977年有了女儿。幸福的家庭生活在向他招手,刘增才非常渴望能够到家人身边。1977年,他接到了妻子的来信,并给他带来了高考恢复的消息。刘增才看到了希望,立刻决定报考。之后他开始找教材,苦读书,为高考备战。
1977年冬天,刘增才和一起考试的知青们,坐着马车,在零下30摄氏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地赶往西宁的一个考点。虽然考场内生着炉子,但还是被冻得手脚冰凉。
就这样,刘增才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大考。1978年3月,他被告知,以格尔木地区第二名的成绩达到录取线。后来,他被青海师专中文系录取。第二天,他就赶到学校报道,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我们当时是不收取学费的,而且我还是带着工资入学,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
然而,没能回到家乡,是刘增才心底里的遗憾。毕竟,青岛有他的父母、妻女在翘首以盼地等待着他。经过一年的沉淀,刘增才做出了大胆的决定:考研。从大专到研究生,越过了本科这一关,其中的难度可以想象。不过,刘增才倍感幸运,因为当年的限制没有那么多,不一定非得取得本科学历才能报考。所以,1979年,刘增才在接到妻子的来信得知可以报考研究生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接着,他又投入紧张的应考复习中。
再一次走进考场,刘增才淡定从容了许多。
之后,是漫长的等待。接着是刘增才以384分的高分考进北京师范大学的消息,他也成为青海师专第一个考入京城的研究生。
终于,离家越来越近了。
1981年,刘增才回到青岛,后来在山东海洋学院任教,被学生们称为“神奇”“幽默”的老师,他的课堂让人捧腹大笑,又回味无穷,这恐怕就是人生阅历带给他的“礼物”。
回想刚刚回到家时,女儿已经4岁了,她对父亲的印象始终是墙上的一张照片。当他站在女儿面前给她拥抱时,她不肯叫“爸爸”,因为眼前的这个人和照片上的不像。说到这里,刘教授笑了,但内心更多的是一丝酸涩。
总结自己的高考经历,刘教授说:“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继续留在青海,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所以,当时25比1的录取比例,让刘增才庆幸自己是迈过那道门槛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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