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徐冬梅

父亲名叫徐继山。我最初认识他,是奶奶手里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奶奶抱着还在襁褓里的三叔,安静地坐在前面的椅子上,父亲则穿着50式军装,威武神气地站在奶奶后面。

1968年的一天,那天,青岛的天很蓝,阳光很温暖。父亲穿着4个口袋的工装来到奶奶家。他俯下身,用他宽大的臂膀抱起我,把我放在独轮车上的小筐子里,轻轻地对我说:“爸爸接你回家。”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父亲已经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

我们的新家在千里之外的蚌埠,一个公司的大院。大院里只有一幢二层小楼,8户人家。我们住在一楼,从东数第二户。父亲经常工作到很晚才回来,骑着他那辆笨重的永久二八加重自行车。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回来总能带给我们一些惊喜:一颗水果糖,或是一块小饼干。这成为我、姐姐和哥哥成人后最美好的回忆。

他有时也会驾驶那辆解放牌大卡车回来。每当听到院子里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我就会像小鸟一样飞出家门,去迎接父亲。印象中父亲每次驾车回来,停好车后,并不急着回家,而是先在车上车下忙个不停。母亲这时也会主动拿出席子,给父亲垫到汽车下面,父亲就穿起灰色的长长的斜纹布工作服,手握着很大的扳手,打着手电筒,有时还会拎上个千斤顶,仰面躺到席子上,开始检修车辆。邻居们这时候也会围拢到车子周围,跟父亲讨论车子的问题,和公司里发生的趣事。每次父亲从汽车下钻出来,脸上总会挂着胜利的笑容,但往往是满脸满身的油污。

父亲心疼多病的母亲,他的工作服总是由他亲自拿到院子里的石板上刷洗。我小小的身影会好奇地伴着他,看他那双粗壮的大手捏着小小的刷子,一下一下地刷着他那灰色的,厚重的,油腻的工作服。

父亲的干劲,公司里没有人不夸赞的。只要组织需要,夜半三更,也会爬起来去工作。当时市面上少有大吊车,父亲的公司里就有一辆,是仓库里装卸货物使用的。有时单位值班人员半夜会打电话来,说某某县的沟渠里滑进去一辆汽车,要去把它吊上来。父亲会毫不犹豫起床更衣前往出事地点。当事人对他千恩万谢,他也从不收别人的一点好处。有一次他帮忙结束回家已经是凌晨4点钟,浑身上下沾满泥水,爸爸说起吊难度有点大,只好下车站在雨水泥地中指挥。妈妈边帮他擦拭边掉眼泪:“能不能让徒弟们去做?”爸爸回答:“他们年轻,贪睡。”太阳一出,爸爸又去公司上班了。

父亲骨子里就有军人的正直和侠义,特别爱打抱不平。有次午饭时间,他还没回家。邻居说看他早回来了,母亲就让我去迎迎他。刚出院门不远,我就看到围着一群人,父亲站在中间,正在严厉地训斥一个打老婆的男人。父亲高大的身材和正义的言辞与那个矮小、猥琐的男人成了鲜明的对比。围观者对父亲纷纷竖起大拇指。

父亲长期在驾驶室里工作,老旧的汽车发动机轰鸣声严重破坏了他的听力。到他退休时,我们已经需要吼叫着与他聊天。我给他买了助听器,他说戴着听这世界太吵。我一直没想明白,他工作时驾驶室那么嘈杂的机器声音,他也从来没嫌吵闹过。

父亲去世前告诉我:“我死后,将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不要占用土地。不要麻烦组织。”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九年了。我无时无刻地不想念他,想念他伟岸的身影,想念他工作时爽朗的笑声,想念他对母亲和我们的疼爱,想念他无私无畏的正义,想念他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善良,想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无我的高尚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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