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爆竹声 ——1949年前的那些春节
张文艳
年,是团圆,是和谐,是忙碌,也是记忆。
“小年”过后,年就真的要来了。从古代流传至今的年俗,交替着在历史的长河中推进,一些受时代束缚的习俗逐渐消失,最终留到今天的,是欢乐的气氛,和凝聚在舌尖、尘封在心底的亲情。
“在中国生活不是随心所欲的。生活之卷如同织布机上的织网一样错综复杂地展开,尽管有各种自由,但一些固定的线被编进生活之网中,这些线支撑、规划整个生活,织成一幅由阳、阴、幸与不幸构成的和谐织物”(《中国心灵》)。这是上世纪初卫礼贤对中国节日的总结,他用理性的语调,叙述着中国的年节,他哪里能体会到,这些生活之卷,带给中国人的温暖和乐趣。
老青岛的年节从腊月初八就拉开了序幕,以四方路为中心,芝罘路的蔬菜、果品摊,黄岛路上的鸡鸭鱼肉摊,易州路上的春联、福字摊,博山路上的儿童玩具摊,潍县路上的书摊和文房四宝,劈柴院里的锣鼓声和叫好声等,都是上世纪上半叶,老青岛人对春节最为真切的记忆。
“至于乡间的集市,在每年年末的两次集,必有显著的繁荣,连日的沧口集、李村集,不但四乡八镇的人们去赶集,由青岛市去赶集的人,也大有人在,因为乡村的鹅、肉、菜,一切一切的物价都比青岛市价值低廉的缘故所驱使”(1940年2月1日《糖瓜祭灶年关即到贫富苦乐不同》)。
过去,一进腊月门,报纸上都会刊登一些春联,供人们选写,在易州路“春联市”上,也会有一些“先生”挥毫泼墨,现场拟词书写,抱拳自称“献丑”,以换得一些润笔费。人群中,曾有武侠小说家、《卧虎藏龙》的作者王度庐的身影,在版权得不到支持的年代,他在为报纸投稿写小说之余,会到春联市场上卖春联以度年关。
购得年货,贴好春联,吃过年夜饭,正月里的演出庙会正式拉开序幕。天后宫庙会、玉皇庙庙会、于姑庵庙会、海云庵庙会接连举办,热闹的演出,街头小贩的兜售,孩童们的欢声笑语,更是春节之标配。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年关。
清末年间,青岛村民在天后宫里祈福过年。曾任青岛中华商公局董事的胡存约在《海云堂随记》中记录了1896年到1897年天后宫庙会的情景:“庙会中香火最盛,四乡村镇民妇等来者众多”；“每届新正,口上商民人等群集天后庙,焚香祝祷,年复一年,代代如此,已成积俗。自元旦至元宵,日日人群络绎,杂耍、小场、大书、兆姑(茂腔)、梆柳(柳腔)、秧歌,江湖把式无所不有”。
直到1897年11月,金发碧眼的德国人强行登陆青岛,1898年的春节,驻扎在青岛的登州总兵章高元惊魂未定,老百姓则在惴惴不安中度过。随后,青岛村被强拆,前前后后17年的时间,每到春节前,百姓都会看到德国人庆祝圣诞节的“奇特”行为。1912年的“春节”很特别,因为政府突然宣布改阳历1月1日为“新年”,让从汉武帝时期就推行的春节骤然“改档”,百姓怎能适应?明着不过,暗地里,还是过除夕,度初一。迫于民情,1914年,春节又回到了农历正月初一。
而这一年,日本人挑起日德战争,盘踞在青岛不再离开。愤怒的国人为自己的权益而努力着,1919年的除夕夜里,巴黎和会的好消息没有传来。1922年12月,终于,青岛主权收回,1923年春节,全城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然而,1938年1月31日,对青岛人来说是最暗淡的春节,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再次踏进青岛的大地,街道上的木屐声敲击得市民难以安宁。店面萧条,压抑的气氛笼罩在青岛上空。到了1945年的春节,日军败局已定,百姓再也不担心有附近据点的日军来扫荡。曾经参加崂山抗日游击队抗日的段存钦先生记得,虽然心是安定了,物价却没有稳定。1945年春,青岛物价暴涨至1937年7月之前的四倍,营业税按照1944年的八倍征收。钞票一下子仿佛变成了纸片。“当年别说置办年货了,能保证买到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就算很不错了”。
在青岛市档案馆可以查阅到,1944年的报纸主题是日军强迫百姓“献金”。1945年的春节期间,青岛发生了一次轰动全国的血案。正月初四那天,伪华北劳工协会第一训练所内,280多名劳工发起暴动逃跑,被开枪镇压,24人惨死。悲痛再次弥漫全城。
当这一年的8月,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整个青岛都沸腾了,百姓奔走相告,那场景,比过年还高兴。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在这之前,市民又是怎么过春节的呢?后文将一一展开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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