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同行
□孙慧铭
小孩子过周岁生日，我家乡有个习俗，那就是“抓生日”。四十年前，我过周岁生日时，抓起一个馒头就往嘴里塞，馒头是地瓜面的。现在有时提到此事，母亲都会开着玩笑又略显自责地对我说：“你长得黑，可能就是小时候吃地瓜面馒头吃的。”又说：“那时候的日子也确实顾不上，就是那馒头，即使是家里的整劳力也不能天天吃，多是煮地瓜和苞米饼子……如今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谁能想得到，多亏了改革开放。”
在我过完周岁生日整整两周后，做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新决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初时对乡间并没有什么影响，还是“走大集体”，人们还是起早到生产队干活，赶晚到饲养院的饲料棚里记工分。不久风声就传了过来，有脑瓜活泛的人就开始琢磨起自己的营生来，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春耕秋收后的农闲时，生产队会放几天假，趁此，父亲便会和几个村人到镇上的窑厂去，用手推车推上两个大泥缸，走街串巷地贩卖。“两个大缸能有三百斤呢。”父亲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常常很兴奋：“不过一天走几十里一点都不觉得累，卖掉后能赚两块多钱———可以买两斤猪肉啊。”就为这两斤肉的钱，惹得越来越多的人放开了胆子，加入他们。
当然这些事都是从父辈那里知道的。而从1982年秋天家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我就慢慢有了记忆。
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间习惯上称为“包干到户”，或者直接叫做“单干”，以示与“大集体”时的区别。如果说官方的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话，那么在乡人的眼里，改革开放则是以“单干”为开端。并且，作为了一条贫穷与富裕的界线，一直清晰地刻在父辈们的心上。
终于告别了“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的大集体生产模式，人们的心情也如秋日的晴空彻底敞亮了，不再拘束于自己的几亩责任田上，逐步走了出去，并且步伐越来越大，眼界越来越开阔，道路越来越畅通。家乡是胶东大花生的主产区，我记得清楚，那几年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村人已经开始把村里富余出来的花生米收购起来，每人用自行车驮上一袋两袋的，经青岛坐船卖到上海，又从上海贩回时兴的物品，使我第一次知道了还有桔子、香蕉这些水果，第一次穿上了“卫生衣”“卫生裤”，村里人身上的蓝灰黑色的“中山服”、结婚时必须准备的“老三件”，自此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很多年轻人烫起了卷发，穿起了风衣，戴上了墨镜；一些人家里崭新的“组合柜”上开始摆上了录音机和电视机；看到街上奔跑的“嘉陵”摩托车也不再觉得稀奇；村里的宅基地开始抢手；我的父母开始通过镇上和市里的工艺品厂做起了草地毯加工的生意。“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当那首《春天的故事》唱响大江南北时，和我同龄的伙伴们早已不再相约晚饭后到有电视的人家挤在人群里看《济公》《陈真》和《渴望》了。也就在那一年，我初中毕业，开始到外地上高中，后来又有了曾让农村人羡慕的“城市户口”，不过如今这个倒和“交公粮”“三提五统”“出义务工”等等在乡间成为了“历史名词”。
自买上楼房、结婚生子算起，至今我定居在烟台已有十多年，曾经儿时的伙伴们也都陆续走出了乡村，定居于城市。年节回几百里外的老家，也大多由最初的坐客车变成了开着私家车。如今我的父母依然在老家生活着，我曾多次劝他们“年纪这么大了，跟我到城里去住吧”。但他们每次都拒绝：“村里的土路也都变成水泥的了，图书室、娱乐场也都有了，每月都能领到政府发的养老金，到市场上想吃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和城市没什么区别。”确实如此，我只好作罢。倒是我过周岁生日时抓起的地瓜面馒头和以前他们吃的苞米面饼子，每次回老家母亲都要亲手做一些让我带回，说是让城里的朋友尝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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