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吃草的小毛驴——自行车演变史
德国人推着自行车在青岛街头。张文艳
相信,很多人都有一段关于自行车的故事。或者关乎亲情,或者关于友情,又或者关乎爱情。
在笔者的童年时光里,有着很多温暖记忆。被父母载着外出,拽着他们的衣角,享受他们抱着上车下车的温柔；哥哥刚学会骑车,还没自行车高,他在前面骑,让我坐在车座上扶着他的肩膀；再后来,我扶车把,他坐在后座上骑车,一路上洒下欢声笑语。当然,也曾因为学车摔得头破血流,也曾为了跟哥哥抢车,吵得不可开交,但如今回忆起来,竟然全被暖意覆盖……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怎么忍心关闭它?
翻看历史档案中的老照片,无论是德国侵占青岛时期,还是日本侵占时期,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依稀总能看到路上行人推着或者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他们中曾经是有钱人,后来又是为生计奔波的市民。
自行车的出现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早在清朝康熙年间,黄履庄就潜心研制了自行车。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黄履庄所制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须推挽,能自行。行时,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由此可见,他制造的自行车,前后各有一个轮子,骑车人手摇轴旁曲拐,车就能前进,这是史料最早记载的自行车。黄履庄以后大约100年,法国人西夫拉克1790年才制成了木制自行车。
世界上第一批真正实用型的自行车出现于19世纪初。1817年,德国人德莱斯在法国巴黎发明了带车把的木制两轮自行车。
1897年,德国入侵青岛,带来了西餐,也带来了自行车。“据德国年历记载,青岛是中国最早拥有自行车的城市,早在20世纪初德国传教士就将自行车带到了青岛,时间是1903年～1905年”。价钱昂贵,骑车的人多是洋行买办阶级的阔佬阔少们。他们拉响车铃招摇过市,神气十足,旁若无人。平民百姓只能连忙躲闪,对他们怒目而视。当时主要是“站人牌”和“飞鹰牌”,全是大飞轮的,老百姓称为“不吃草的小毛驴”。
自行车在青岛出现,青岛百姓带着好奇,也带有些许的仇恨。
日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取代德国,侵占青岛,也将他们生产的“宫田牌”、“富士牌”大飞轮自行车,源源不断地输入青岛。随后,英国的“兰陵牌”、“三枪牌”大飞轮自行车也相继涌入。当时不仅是青岛,连整个山东甚至华北各地区的自行车市场,也被英、日、德各国所垄断。
其实,早在1910年,20岁的曹海泉就在青岛开设了一家同泰自行车修理铺。慧眼独具的他很快就看出了更大的商机,他想方设法,从修理自行车,做进口零件的中间商开始,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生产部分零件的道路,开办了同泰车行、同泰工厂和同泰胶皮厂三个企业。
12岁时来到青岛,打工八年,开设小铺,到日后的青岛自行车业巨头,曹海泉闯出了跨越式创新路,让青岛百姓曾经敬而远之的自行车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曹海泉的故事在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曾经中断,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在1947年,他的离开画上了句号。但是青岛与自行车的故事没有结束。
青岛解放后,自行车业曾经辉煌一时,从“大国防”到“大金鹿”“小金鹿”,在全国各地名声大振。尤其是青岛的大飞轮“脚踏剎车”,安全,结实,载重能力强,特别适合青岛的高低不平的丘陵道路。
《青岛的自行车工业》(赵汝永作)如此写道:“清楚记得,刚入厂没几天,见伙房管理员骑一辆本厂(青岛自行车厂)生产的‘大国防’自行车,后货架上摞着整整8袋面粉,连用绳子捆绑一下都不用,便稳稳当当地从粮店载回了伙房。8袋面粉共400斤,再加上管理员自身体重近200斤,一辆‘大国防’自行车能载重约600斤,还能骑车自如”……
当年自行车的载重至今看来仍叫人惊叹不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的产量大增,仍然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甚至一度凭票购买,一辆车价值150元,一张购车票竟然炒到了100元,供不应求。
在这里不能不提“三大件”,上世纪60年代的三大件是“皮箱、大衣柜、收音机”,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三大件”就改成了“三大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如今,由于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在丘陵地带骑车费力的青岛,自行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前两日在街头看到一位市民骑着“凤凰”自行车经过,竟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
在街头,除了能看到几辆共享单车擦身而过之外,公共交通和私家车成为大多数市民的出行交通工具。
只是,一位名叫曹海泉的商人,一段段关于青岛与自行车的故事,似乎不该完全被岁月覆盖,国人从未停歇自强不息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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