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鹿”驮起的岁月
上世纪60年代末，大龄的她骑着崭新的“小金鹿”隆重出嫁。她父亲教会她双手打算盘，她被退役的大哥二哥带到青岛上学，中途因母亲偏瘫辍学返乡侍母九年。她拒绝过许多追求者和提亲人，且因一直照顾母亲城市户口被注销再度成为农村人。直到送走母亲，在镇上当会计的她，才带着全家倾力置办的高档嫁妆“工农牌”缝纫机和“小金鹿”自行车在“喜鹊窝”里安顿下来。她就是我妈。
记事起，每去舅家，她把我放在“小金鹿”大梁特制小木座上，揽在双臂间。驶过十多里山路，我就吊麻了双腿，我妈就在张家楼支下车子，将我抱到路中央水泥墙的石阶上，让我活动活动腿脚，顺势裹紧我的红斗篷。 1974年的张家楼没有楼，主路坑洼尘土飞扬，街巷冷冷清清，最高大上的建筑是那堵水泥墙。
嫁作农人妇，必得干农活。肩挑臂挎费时费力，我妈就用“小金鹿”驮粮食、载烧柴，骑着它赶大集、打火油。村里的姑娘媳妇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走不出村庄，经常托我妈进城代购绣花绣鞋垫用的花线和白布。一听到车铃响，等在村头的她们就迎上来，叽叽喳喳地簇拥着功臣似的“小金鹿”回村。
县城里的供销社，货架大多空着，极少有商品可卖。为了买点 “的确良”之类的高档布料，我妈得去逯家庄部队营房托熟人找关系，才弄得到一点残次品。每次骑“小金鹿”进城，我妈总能淘回些旧书报、花布头、碎布条。不成器的碎布条，会被我妈用缝纫机为我拼接成漂亮的衣服和鞋子。旧报纸看完后用来糊墙，旧书一直存着。正是这些书和糊在墙上的报纸，让幼小的我急于认字。若有生字出现在顶棚位置，手指指不到，我就爬到高杌子上，再用长莛杆指着字求教于我妈。
县城里有我妈闺蜜遗留的孩子，她时常把他们的破衣裳带回来，缝缝补补后再送回去。有时，还会载他们来我家住上一段。城里女孩洋气，村里孩子从此知道有种漂亮的衣裳叫 “裙子”。
“小金鹿”是全村的唯一，更是我家的宝贝。进出村子得经过一条小河，不管是我爸还是我妈骑车，每到河边都得下车，宁可湿鞋子也不能湿车子。 “小金鹿”到家，必得接风洗尘一番。
苍凉的时代，办喜事通常都是壮年男人推独轮木头车去迎娶，绑上俩偏篓，一边放石头求平衡，另一边包红头巾的新媳妇蜷坐在里面。再远的路，也得一步一步量。我家的“小金鹿”，很快取代了独轮推车。村里许多孩子的妈，都曾是我家“小金鹿”驮来的新媳妇。
后来，“小金鹿”被珍藏不得。当赤脚医生的我爸被调到城里医院当防疫临时工，得骑着它上下班。去时车把上挂个布袋，装着几个煮地瓜。可他中午照常饿肚子，地瓜往往被护士们一抢而空。
有次我爸载我去他单位，中午端来半饭盒大白菜，一个不大的馒头。对我来说，加了酱油的白菜实在好吃得无法形容，立马风卷残云。我爸确定我吃饱了，才认真地吃掉了残留的几片菜叶，喝下那口残汤。他每月挣三十多元，一半交给村集体，另一半已经挪作家用，他基本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后来据说要包产到户各家单干，人们还没回过神来，我妈早从报上知道了消息。就在那个深秋，粮食塞满了我家的两个圆囤子和南平房。 1979年，村里冒出许多崭新的“大金鹿”，人们不再偷着养鸡，也不必藏着鸡蛋躲避供销社强买了，鸡崽需求越来越大。我妈骑“小金鹿”走村串巷收鸡蛋，在热炕头孵出小鸡后再骑 “小金鹿”卖到薛家岛等更富裕的乡镇。如此周而复始，我家陆续添置了挂钟、收音机、录音机、沙发、手压井，还盖起单独的厨房。
第二年秋天，我妈创办了小村第一所个体磨坊，南村北庄的人排着队来加工米面和饲料，我们家的日子更加红火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我们的前程，我妈与舅舅们说服了我爸，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全家和两辆“大金鹿”驶离了那段被“小金鹿”驮起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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