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 人生有味,何必太深刻
□赵祺姝
近日,香港文化名人、作家蔡澜先生做客青岛,推介新书“寻味世界”系列、在大学演讲、办书法展,忙得不亦乐乎。
以“食神”闻名的蔡澜,赶上了消费主义的浪潮。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其文多短小精悍,妙语频出,深得明清小品文精髓,始终以“真”为生命真谛,行文如此,做人如此,倪匡评价蔡澜的处世之道是“看世人不论青眼白眼,不计较利害得失,只求心中真喜欢”,金庸更是称蔡澜为“一个真正潇洒的人”。在一些场合,蔡澜不讳言自己逃避的“大”,也不否认追求的“小”。在他眼里,既然世界已经这样,不如退而好好享受,如他一本书名所说“看得开,放得下,才是人生”。
才子“食神”
香港有“四大才子”之说,四人的标签分别是“写武侠的金庸”“写科幻的倪匡”“写歌词的黄霑”和“写美食的蔡澜”。如今,黄霑已驾鹤西去,金庸、倪匡鲜少露面,唯独77岁的“食神”蔡澜还在满世界活跃着,他成了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特约节目总顾问。对此,他淡淡评价:“我只是全球各地跑得多,吃得各国美食多,自然有了审美鉴赏力。”
“食神”称号给蔡澜带来名望和地位,也为他在我们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赢得了更高的知名度和话语权。九龙街市上,走两步就能看到贴着蔡澜合影的商铺。蔡澜对这些老街坊的合影要求都有求必应,为了让大家分辨出哪些是真正的美食,他放出话:“在合影里,但凡我嘴角露出微笑,就是权威认证。如果我冷漠无情,就代表我是迫于无奈。”
鲜为人知的是,在成为“食神”之前,蔡澜还做了四十年的电影。电影监制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何时开拍、何时杀青、进度如何、后勤保障……几乎囊括一部电影中所有繁杂的事项。就是在这么一个陀螺般连轴转的职业生涯里,蔡澜愣是把“及时行乐”四个字演绎到了极致:在澳洲拍片时,蔡澜跑去酒厂参观研究,品味不同木桶酿出的酒的不同风味;在韩国拍片时,听说某个地方的桑拿不错,就呼朋唤友去洗桑拿,体会不同的按摩手法。在拍戏时,遇见冯康侯、丁雄泉等艺术家,就向他们学习绘画、篆刻……
“我一段时间一定要做好几件事,从来没有只做过一件事。我做电影的时候开始学书法。这是我母亲教的,人要多一点求生本领,一件事你做到不想做了,就可以做别的。求生本领越高,你的自信心越强。因为人总是怕又老、又穷、又病,但是你有很多求生本领的话你不怕的。”
那些看起来没用的兴趣爱好,最后都成为蔡澜生存的能力。
文字江湖
四十岁那年,当电影监制的蔡澜突发奇想,想在金庸创办的《明报》写专栏。要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明报》大咖云集,作者间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不在《明报》写专栏,就没有江湖地位。”当时能在《明报》写专栏可谓难于登天,好在蔡澜认识倪匡,并与倪匡定下一条“奸计”。此后倪匡每次和金庸吃饭,就大谈蔡澜。起初金庸没插嘴,后来终于忍不住问:“蔡澜是谁?”倪匡吊了金庸三天胃口,才约了蔡澜。金庸盛装赴会,三人欣然落座,天南地北畅谈。忽然间,金庸推了推眼镜,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从此,蔡澜在《明报》副刊开了一个名叫“草草不工”的长期专栏。“草草不工”四个字是他的自谦,形容潦草与马虎。但实际上,蔡澜对于写作有着锱铢必较的严谨。蔡澜的小文在结构上像欧·亨利,喜欢在结尾处反转。在语言风格上,他坚持用现代标准汉语写作,平白直叙。文章整体沿袭他中意的明朝小品文,新颖的结构让他的专栏在杂文盛行的《明报》副刊脱颖而出;现代标准汉语虽不像粤语那样词句生动,却能囊括所有华人的认知;短小精简,给读者意犹未尽的阅读体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那段时间,倪匡写“科学幻想小说”,黄霑写“随缘录”,金庸写“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蔡澜写“踏歌江湖行,美食尽囊中”。风起云涌,字底江湖,这无疑是《明报》最辉煌、最值得骄傲的时期。
蔡澜写的老友,金庸、黄霑、倪匡、亦舒、黄永玉、古龙、张彻、胡金铨、蔡志忠……皆是令人神往的一代风云人物。他笔下的金庸调皮得像个“老小孩”:数年前,经过一场与病魔的大决斗之后,医生不许查大侠吃甜的。但是愈禁止愈想吃,金庸把一条长巧克力藏在女护士的围裙袋里,又放了另一条在自己睡衣口袋中,露出一截。查太太发现后,把他睡衣口袋中的巧克力没收了,金庸则把护士围裙袋里的拿出来偷吃。
对此,蔡澜评价道:“不然,他小说中的稀奇古怪事又怎么想出来的呢?”
三十多年的时间,蔡澜写了两百多本书,如此多产,却不敷衍,一篇几百字的文章也要反复修改四五遍。他不停地阅读、去别的地方旅行,让自己不断吸收新东西,才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
做好一个人
朋友问:“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电影人?食家?茶商?开餐厅的?开杂货店的?做零食的?卖柴米油盐酱的?你最想别人怎么看你?”
蔡澜答:“我只想做一个人。”
蔡澜坦言嫉恶如仇的年轻时代已成过去,现在只是尽量能说要说的话,不卑不亢,“最大的缺点是已经变成了老顽固,但已经练成百毒不侵之身,别人的批评,当耳边风矣”。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蔡澜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受到有些人的追捧,而在传统文化人眼里,蔡澜的处世之道无疑是不可取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值得推崇的。访谈纪录片《十三邀》里,许知远飞到香港对话蔡澜,多次问蔡澜“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总想挖出点“享乐主义背后的感伤”。许知远无法理解:蔡澜的家世、文脉、学识都赋予了他一种“文化人”追求的却是喜怒哀乐顺其自然,得失不萦于怀,活得通透明白;吃遍美食,游历全球……这样活着,真的能心安吗?
蔡澜的回答既洒脱又无奈:“我认为我要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话,我就去洒热血断头颅,我认为我没有这个力量,我一个人改变不了,所以我就开始逃避,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嘛。”
许知远追问:人是平衡的,有快乐的、享乐主义的一面,就必然有感伤的一面,不然人就会失衡。蔡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回答说,自己是一个把快乐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有什么感伤,尽量都把它们锁在保险箱里,还用大锁链锁着,最后一脚踢到海底。这话似乎给了许知远一点安慰,“你还是知道有这个保险箱的”。
“我知道所以我可以踢嘛。”蔡澜继续喝酒。
金庸曾评价蔡澜见识广博,懂得很多,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这样一个“一流通达”的人,总不会连一个横渠四句都参不透。
正因如此,他才转而选择通过“活出自己想活的样子”去补偿真实的现实的痛苦。蔡澜有本书名叫《看得开,放得下,才是人生》,这种“凡事都能看开、放下”的人生信条像一只巨大的胃,没有什么能够比它更有效地消化不安。对他来说,既然世界已经这样,也许根本没有更好,那么活着,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他的作品,能让人有所感悟,那就是体会人生之美、生活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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