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工业振兴之路 外资为青岛干大事儿
上世纪80年代,一轻局经济目标责任制签字仪式。(资料图片)
81岁的王正林接受记者采访。青岛金花”的评选,开辟了富有青岛特色的品牌发展之路,提升了青岛工业的档次和水平,享誉国内外的青岛“五朵金花”——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就是通过这一活动涌现出来的知名品牌,这也进一步促进了青岛产品在国家级评奖中的获奖率。
1991年,琴岛-利勃海尔牌电冰箱与青岛啤酒、茅台等同时获得首批“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第一批中国名牌共10个,青岛占了4个；第一批全国质量奖共5个,青岛占了3个。
洋为我用,青岛国托办大事儿
1992年,55岁的王正林受命进入陌生的金融领域——组建青岛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的国际信托公司建立,最早要追溯到1978年,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提议:“从国外吸引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似有必要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扮演了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
而组建青岛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岛严重缺电,60万千瓦的计划负荷与100万千瓦的实际用电相差甚远。“青岛解决不了电力问题,天天拉电,企业上班拉,学生考试拉,到最厉害的时候,连手术病房都拉电了。”王正林说,青岛当时专门组建了一个计划用电办公室,其实主要任务就是拉闸限电,根据用电量的情况确定拉电线路。
为解决青岛的缺电问题,1992年,青岛电厂两台30万千瓦机组扩建工程由国家计委正式批准。项目批了,但钱却是大问题。这一项目总投资30亿左右,地方投资比例高达70%,20多个亿的资金从哪里来?政府根本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青岛本地银行也贷不出如此巨额的款项。
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决定通过用信托公司来为青岛电力建设筹资。
“俞正声书记找我谈了三次,跟我正面说明了任务的艰巨性,还说需要钱就跟他要。”王正林还记得俞书记当年跟他说:“正林同志,你还有三四年就退休了,你人生最后的工作生涯,我希望你不要辜负市委对你的希望,最后这一仗把它拿下来。”
王正林用了数十天时间,向各银行行长等金融专业人士取经,又迅速组建了一支队伍,以青岛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拿着市里给的红头文件,在第一海水浴场旁边租了个房子,简单添置家具用品后就开张了。
在青岛卷烟厂工作期间,王正林曾有15年和外宾打交道的经验,接待的外宾不下万人。有王正林的经验,又是青岛唯一拥有对外融资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组建伊始的青岛国托,业务直指外资,第一个合作伙伴是日本山口银行。
在青岛设置分支机构的日本山口银行,因为对于青岛企业不熟悉以及没有信心,迟迟未开展贷款业务,其负责人和王正林谈过后,将青岛信托作为第一家业务伙伴。
之后,王正林利用一切条件与国外银行、财团频繁接触,让他们认识、了解青岛国托。通过逐渐接触,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业务关系。比如在与法国著名的巴黎国民银行的初次合作中,王正林紧紧跟踪着资金运作,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准确无误地按期归还了500万美元贷款。此事赢得了该银行的高度赞誉,并为后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青岛国托也未放弃国内市场,建立起以沿海开放城市为中心,遍布全国的业务网络体系。在不计其数的资金往来中,从未出现一笔拖欠款,总是准时或提前归还。像厦门国托、广东发展银行这样一些经济特区、沿海发达城市的金融机构,常常慕名而来,主动送钱上门。
1995年12月22日,青岛电厂隆重举行扩建工程第一台30万千瓦机组提前一年并网发电的剪彩仪式。在这隆重庆典的背后,是以青岛国托17.79亿巨额投资为支撑的,这意味着青岛国托为这一工程日均投入200多万元。
在提前完成重点项目电力投资的同时,青岛国托还为青岛市轻纺、机械、化工、橡胶等20多个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提供了担保和贷款。作为金融机构,青岛国托千方百计拓展经营空间,增加业务品种。短短3年间,公司相继开展了国内国际融资、证券、典当、投资、房地产开发、国内外贸易等业务,公司资产总额迅速增涨,仅电力债券发行就达数亿元。
1996年,青岛国托收入超千万。
青岛国托离不开重点工程,重点工程也离不开青岛国托。一个现代经济框架中,金融与实业相互依托、相互渗透的新格局由此产生。
■人物故事每次开会,都备好“重型炮弹”
81岁的王正林,耳聪目明、身板硬朗,和记者一聊就是6个小时,除了改革开放的故事,还有他那个年代的管理之道。
“人要讲良心,一些人官不大,倒把群众给忘了。”聊天中,记者可以随时感受到王正林对群众的感情,“有些干部可能看我不太顺眼,但职工们记得我,八九十岁的老职工打电话,说王厂长可想你了。”
王正林不时会讲到他曾经召开过的会议,每次会议,他都会精心准备一枚“重磅炸弹”,令台下动容。而“炸弹”的威力,来自于他对群众的关心和脚踏实地的调研。
任青岛卷烟厂厂长期间,王正林每一季度会召开一次职工大会。第一次职工大会前几天,正好遇上接收部分边疆知识青年回青的事儿。那时这些青年被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给哪个厂子哪个厂子不要,可王正林却觉得这些青年自己吃了苦、爹娘遭了罪,别人不要自己要。
可这些青年到厂子里干上几天就撂挑子了,在厂里闹事。王正林一边说着让他们闹,一边认真做着准备,想在即将进行的职工大会上解决这一问题。
“从边疆回来一部分学生,现在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后心情不高兴,还起哄闹事,这个法儿不太好,咱们厂子也没怎么着你。”会上,婉转提出青年们闹事的行为不妥后,王正林话锋一转,“我事先做了了解,他们在边疆吃的什么,父母遭的什么罪,他们回来什么也没有,有些地方做得不对,大家多劝说,相信他们有知识的青年,会尊重师傅。”然后,王正林使出大招:“有关单位给我们送了30多辆自行车,原来想往车间分,现在跟大家商量商量,这些从边疆回来的孩子什么也没有,咱们就把自行车送给他们,好不好?同意大家鼓掌通过。”台下掌声雷动。
又一次大会,王正林提了一个建议,决定把厂子里的一辆专门接送领导的小轿车“挪作他用”。那时,卷烟厂的退休职工数量到了2000多,几乎每天都有急病号。王正林就提议,将小轿车为领导服务,改成为群众服务。有急病号的,就给厂子里打电话,小轿车接送去医院。当然,对于这样的建议,职工们又以热烈的掌声通过。
王正林任职青岛卷烟厂厂长时,厂里有职工6000多人,他不曾忽视对每一位普通职工的关爱。一次,王正林偶然得知厂里一名20多岁的女职工丈夫去世了,自己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过日子。王正林打听了这个女职工家的门牌号,下班后去看了一下,发现她家的房子正靠着街,玻璃窗户很低,很容易就能打碎了。在之后的一次职工大会上,王正林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我最近发现一件事,一个女职工丈夫没了,自己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家里门窗玻璃都很矮,晚上一个女人能睡安稳觉吗?卷烟厂6000多人谁能管管?”散会不到半个小时,女职工所在包装车间的主任就给王正林打来电话认错,说车间里一定做好关心工作。
这样的风格,王正林一直未曾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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