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空间哪来精神
读周明全的 《中国小说的 “精神空间”》，颇感不知所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啥时候成了小说了，而且是“最讲空间关系的一篇小说”？周明全还告诉我们，在这桃花源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与俗世隔绝，和尘网疏远的去处，人们却欢然惬意”，而这也正是“陶渊明建构的精神家园”，并“在这里进一步延伸，成了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和安身立命之所”。弄了半天，他为我们提供的“中国小说的‘精神空间\’”不过就是个“与俗世隔绝，和尘网疏远的去处”，不过就是一千六百年前一位诗人想象的“乌托邦”！而这“精神空间”的“精神”又源自何处呢？他说源自庄子：“《庄子》创造了大量瑰丽多姿的艺术形象，皆得益于庄周构筑的超拔齐伟的精神空间。 ”
推崇 “庄周构筑的超拔齐伟的精神空间”，认为“庄子是在提示众人：所有的吉祥福灵，来自一颗虚空澄净的心灵。呼吁人们放下羁绊灵魂自由的物欲，超越晦暗自闭的物象形质，从而唤醒沉睡已久的精神快乐”，这大约就是他说的“中国小说的精神空间”。而所谓 “虚空澄净的心灵”，大约就是他认为小说家所必备的“精神”了吧？周明全强调的是“中国小说”，可中国最早的小说恐怕也只能追溯到唐宋传奇吧？ 《桃花源记》能当小说读吗？它不过是一篇寄托着诗人的乌托邦理想的散文罢了；庄子能跟“小说”挂钩吗？连庄子自己都说，他所谓的“小说”，不过是些“琐屑之言”罢了，实际上与当今的小说相去甚远。不错，诸子百家的文本中，确有不少故事，尤其是寓言故事，但寓言故事毕竟不是小说，小说有小说必备的特征，这应该是基本常识，否则概念都没厘清，又如何对小说或中国小说进行讨论呢？如果要以《桃花源记》和庄子学说的价值取向来规范现代小说的“精神空间”，那就更令人无法接受了。
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和庄子的《逍遥游》，会有人认为前者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后者不是庄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吗？曾有不少评论说“桃花源”寄托着作者的一种美好的理想，其实，这“理想”毋宁说是空想更恰当。周明全说：“陶渊明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那里生活富裕、安宁；没有税收和等级；每个人都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可这种“没有等级”和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平等”还不能同日而语，而中国古代社会一向以“礼制”为核心，纲常之中，如何形成“平等”的观念？ “没有税收”就越发令人匪夷所思了，一个健全的社会，没有税收将如何运转呢？问题不是要不要收税，而是收的税是否合理。
庄子历来就深受一部分中国文人的推崇，之所以如此，说白了不过就是他的学说，让历代文人在失意之时，找到了一个可以自我安慰的寄托场所。中国历代的读书人，大都是为“学而优则仕”，而不是为守拙“田园”而读书的吧？只有在读书而未能如自己所愿而“仕”时，这才起意“归田园居”的。当然，也不乏这样的读书人，仕途并非不得意，但为了显示淡泊名利，也动不动以推崇庄子来装点门面，以示清高。比如，当今就有不少文人，明明在名利场混得风生水起，却偏要大谈什么“宁静”“无为”“淡泊”“无争”，还动不动就“难得糊涂”，仿佛真的悟了“道”似的。什么是“道”？庄周回答东郭子说，他的“道”是在“蝼蚁”“稊稗”“瓦甓”“屎溺”之中。庄子之意也许是想说明“道”无处不在，为何偏要到破砖烂瓦人畜粪尿中去寻呢？庄子就是这样一个反智主义者，他的许多观念都是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
周明全在文章中十几次谈到 “超越”，究竟怎么超越、超越了什么、超越到哪了，他并未说出个所以然。他所臆想的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精神空间”，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所谓“中国文化具有了源远流长的田园精神，而田园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人的宗教，是知识分子对抗黑暗现实的安身立命之所”，岂不是在劝诫文人作家一个个远离社会，远离现实，逃避到一个并不存在的 “精神空间”中去？在他看来，作家的任务是“创造”，创造出一个如庄子陶渊明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精神空间”，方可 “安身立命”。然而，一个作家倘若连直面现实的勇气都没有，他又如何去“创造”？创造一个古人向往的“田园”，可这“田园”分明是一个空壳，莫非知识分子只有龟缩到这样一个空壳里，才能“安身立命”？批判性乃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所不可或缺的，欧美作家无论哪个流派，古典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好，从哈代到托尔斯泰，从海明威到卡夫卡无不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中国也不例外，从杜甫的诗到关汉卿的戏剧，其批判精神都是显而易见的。周明全只看到 《红楼梦》里有僧有道，有庄子的《南华经》，还有作者想象的“太虚幻境”，于是，《红楼梦》便因这些而有了“极致时空之美”。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爱看“杂书”的贾宝玉谈几句《南华经》说明不了什么。 《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对末日王朝 “忽喇喇似大厦倾”的现实主义的全面呈现，在于它对整个腐朽的礼制文化传统的深刻批判。“太虚幻境”其实一点也不“幻”，乃警幻仙子领着众仙女在那儿预演 “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也。至于鲁迅开启的中国现代小说就不必多说了吧，因为再没有比鲁迅先生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文化人了。
虚幻的空间没有精神可言，作家必须根植于生活的泥土，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从而形成自己的精神。从现实出发，自始至终心系社会的发展与民间的疾苦，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社会，以悲悯的情怀去关注人生，这才是作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他们良知的真正所在。
柳士同
（作者简介：柳士同，作家、人文学者，现居青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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