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火车站老天桥
以1924年为起点，70年间，青岛火车站北端、横跨胶济铁路线上曾先后出现了三座天桥，分别是：1924年10月11日竣工的定安桥 （20世纪30年代改称民国桥，1942年3月日本占领军授意拆除）、1947年11月4日竣工的泰云桥（定安桥旧址以南）和1970年4月30日竣工的跃进桥（拆除泰云桥后重建）。无论是哪个年代，位于此处的天桥都是市区通往西镇的重要人行通道。
1990年，因火车站扩建工程之需，跃进桥被拆除。1993年7月，在该桥以北处开挖的“泰云地下通道”启用。至此，三座天桥写进了历史的记忆里。
消失的定安桥
定安桥自1924年10月11日竣工，到1942年2月被列为危桥停用，同年8月拆除，共存在了近18个春秋。
建桥
1922年12月10日，青岛主权自日本人之手回归后，由胶澳商埠督办公署负责城市管理运行，山东省省长熊炳琦兼任胶澳商埠督办。1924年2月，北洋政府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提出，由胶澳商埠督办向商家借垫洋50万元，以此做军饷、开拔费、修船费，换取背叛孙中山的温树德率粤海军北归，熊炳琦因强烈抵制而被迫辞职。3月31日，吴佩孚保荐其蓬莱老乡高恩洪执掌胶澳商埠。
高恩洪上任后，有人向他反映，“该处（西镇）一带商民为数万住民来往市内，走越铁道极为危险，绕越车站又极为不便”，请求高恩洪在火车站北端、横跨胶济铁路线建设天桥。曾任交通总长的高氏自然知道交通便利之重要，遂令胶澳商埠工程事务所技正实地勘察，认为“诚有筑桥之必要”。在铁路线上建天桥，事关火车安全运行，地方行政官员岂能自己一拍脑门定之？1924年7月，胶澳督办公署、胶济铁路管理局、青岛总商会三方决议，在天津路路口建跨越铁路天桥。
建设天桥需要资金，而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此时已捉襟见肘。胶澳商埠时期的一份档案史料，记录了1924年前后青岛政治经济状况：“为供军阀之粮饷，一切苛捐杂税相继成立，又加日人经济势力移往南满，因此商业顿呈萧条之象，较之日德时代一落千丈。”资金紧缺，督办公署想到了青岛总商会：“此项木质天桥所需经费由官商各半分摊，已将此意通知各商遵照”。
据《胶澳志》载，10月11日，天桥建成，接通了云南路与大沽路。该桥长190米，宽4.9米，共21孔，全部为木结构。因该桥由高恩洪拍板建设，其字“定庵”，故取其谐音，名为定安桥。天桥竣工后，督办公署工程事务所致函公署财政科，请其通知青岛总商会，速来“买单”。兹择要抄录如下——
查定安桥业已竣工，统计全部工料费17934.658元，业已列具决算详细呈报在案，该项经费闻系官商分摊，现在工程已竣，所用一切费用急需开支，相应函请贵科函知商会，迅将该款尅日解署，以便转发敝所而资结束，即希查照见复。
随后，胶澳督办公署以第1026号公函，致青岛总商会，请其承担一半工料费洋8967.329元。 10月24日，青岛总商会呈复督办公署：“奉此，敝会查前次各商筹集桥工款项系在山东银行存储，兹奉前因，除遵谕将应摊桥工一半经费洋8967.329元，由敝会函致山东银行如数拨交钧署。 ”是日，转账完成。
在建设天桥“官商各半”中尝到甜头的胶澳督办公署，又得寸进尺，要求负责定安桥电灯装设的胶澳电汽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免单”。已在建桥时被总商会劝捐600元的胶澳电汽公司，怎肯再“出油”？10月13日，一名叫张慰世的职员给高恩洪送来一份呈文：
据工程事务所呈称，天津路口定安桥电灯装设工事费洋494.058元，该电灯系公用性质，且为西岭交通要道，将来西岭一带之装设电灯者必因此桥而增多，是于该公司营业上实不啻于重大利益，此项装设费应否承认全数付给之处，请示遵行，等情。查该桥电灯既属公用性质，装设费可否令其照免抑或全数照复，理合请钧座批示。
在今天看来，免单的理由有些牵强、甚至可笑——因为定安桥装设了路灯，西岭一带装设电灯必将增多，对胶澳电汽公司将带来重大经济利益。这是哪门子经济理论？但这一理由得到了高恩洪的认可。在呈文末页，他挥笔写下：“宜应减免或减半”。
拿到高恩洪的批示后，工程事务所所长赵蓝田立即致函胶澳电汽股份有限公司：“查该桥电灯既属公用性质，装设费一项关系公益，应请免费，以完善举，而维交通。 ”面对赵蓝田装设费全免的要求，胶澳电汽股份有限公司拒不接受，遂呈文请高恩洪“体念商艰，将设备费如数发给”。高恩洪阅后，或认为言之有理，或动了恻隐之心，郑重批示：“如数照发，以示体恤。 ”
1929年4月15日，随着北伐胜利，国民政府接管青岛，一些有“北洋政府”色彩的东西开始清除——带着高恩洪个人印记的定安桥，更名为有改朝换代之意的国民桥。桥名虽改，但青岛民间还是不忘高恩洪的洪恩。而这一时期，青岛本埠报纸是这样记载国民桥的：“该桥原建于高恩洪时代，原名定安大桥，桥身通体木质，长662英尺，两端桥头以沙石筑坡面，与路面相衔接，东连马路四条，计有天津、北京、大沽、肥城各路，两端直达西岭云南干路，为本市中心与台西镇唯一往还要冲。因桥下贯通胶济铁路，故桥上只限于行人及人力车。 ”
横跨胶济线的定安桥确实方便了台西居民，但其弊端显而易见：“每当桥下蒸汽式机车喷着汽雾从桥底通过时，桥上行人避之不迭。 ”
拆除
定安桥（国民桥）毕竟是一座露天木质桥，常年经风吹雨淋日晒，加之时局动荡、日寇侵占等失于维护，到1940年，该桥身已略现倾斜，警察局深恐有危险发生，遂令饬桥上禁止行人逗留乘凉，以免增加重量发生倒塌事件。 1941年入夏后，青岛阴雨连绵，该桥梁柱已朽，不经风雨侵蚀。 8月20日晚8时25分许，正在行人众多之际，该桥中央忽然向下陷落，一时行人大惊，急忙向两旁退下。约两分钟许，该桥中央三孔完全塌下，未致伤人，亦云幸矣！桥塌陷后，胶济铁路赶派工人清除完毕，胶济线火车通行无阻；警察局则函知建设局，速勘查修建，以利交通。但不知何故，定安桥迟迟不见修缮。 1942年2月，桥两端出入口被封堵，禁止通行。定安桥被禁行，伪青岛特别市政府又无修缮举动，日本占领军、青岛停车场司令官樱井麟次郎见状，遂以“妨碍防谍及警备”为由，授意伪市政府拆除。
昭和17年（1942年）3月19日，樱井麟次郎以“青岛停司第40号”函，致青岛特别市市长赵琪——
迳启者 兹因在青岛车站境内架设之定安桥，对于防谍及警备上障碍极多，且目下因有危险已禁止通行，为此函请贵署务希速为撤去，如决定撤去并将撤除日期预为示复为荷。至于桐第4271部队及日本宪兵队青岛队业已联络完竣。
从樱井麟次郎致青岛特别市市长赵琪的信函中，不难看出樱井麟次郎对拆除国民桥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所预谋。他已替伪青岛市政府向相关部队、宪兵队打了招呼，并提出将拆桥日期提前告知，明显地先入为主，牵着伪市政府的鼻子走。日本占领军提出书面要求，作为傀儡市长、仰日本人鼻息的赵琪岂敢不从？他立即以第1413号训令，让伪建设局牵头，会同伪警察局办理。在令伪建设局、伪警察局着手拆桥事宜后，4月4日，伪青岛市政府以1414号公函，致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报告“撤去青岛站境内之架设定安桥”。
5月6日，兴亚院青岛出张所回复赵琪：“关于撤去青岛站境内架设定安桥一项，就防谍及保安各情形观察，实为军方之希望，务希贵署速为撤去。至于陆海军方面，现已联络完竣。关于撤去日期有与各机关联络之必要，务祈决定后将日期函示为荷。 ”
接到第1413号训令后，伪警察局长傅鑫呈复赵琪。呈文中，傅氏无视台西镇一带民众桥封绕行的苦衷，说“如予以拆除，于交通尚无甚窒碍”。并称，“停车场司令官提议拆除该桥不无见地”，一副奴才嘴脸。如同一丘之貉，伪建设局长姚文尉在呈复赵琪时称，“权衡重轻，自以拆除为宜”。
封堵定安桥不仅不修缮，而且还要拆除，台西一带民众闻听此消息后，纷纷来到台西镇商会，动员会长刘子儒、方百川等出面，呈文伪建设局、伪警察局和伪市长赵琪，恳乞修理，以利交通。虎狼之师要拆桥，台西民众则吁请修缮通行，伪警察局长傅鑫犯难了，便将球踢给赵琪：“嗣奉钧署训令，以准青岛停车场司令官函，为便利车站境内防谍警备计，嘱撤除该桥。兹据刘子儒等人呈请放开该桥，以利交通，究竟应如何办理之处，理合备文呈请，伏乞鉴核，指令祗遵”。
赵琪毕竟历经宦海，“刀切豆腐两面光”。4月13日，他以青岛特别市第2056号指令，令姚文尉、傅鑫：一、拟具拆除计划、拆除日期迅予呈署，以核便向关系方面联络；二、该桥为西镇与市内交通要路，拆除自不能隔断交通，应由建设局推测台西镇将来发展情势，拟具适度规模之地下道建设计画，呈复致署，以凭核夺。姚文尉奉令行事，迅速将赵琪要求落到了实处。
奉此，遵经饬由主管科股核办去后，兹据土木科转呈工程股股长桥本兴雄签称，查国民桥原系建设于铁路之上，与铁路交通运输有密切关系，若拆除施工时，似应与铁路主管机关方面协商，因之与华北交通会社工务段接洽，该桥拆除工程恐波及铁路交通运输事业，若在工作中万一发生事故责任，诚为重大，应加以相当考虑，该工务段对此拆除工程希望自负责任，将该工程委托交通会社办理……前来查所称各节确系实情，自应照办。准转函华北交通会社办理，以期妥慎，实为公便。
以上呈文显示，日本华北交通会社工务段故意夸大拆桥风险，并以“恐波及铁路交通运输业”相要挟，以此承揽拆除活计。阅览姚文尉呈文后，赵琪批示：“该项工程委托华北交通会社负责办理自无不可，惟拆除预算及拆除后废料处置，应如何规定办法，原呈文俱未述明。又开工竣工日期，亦须事先规定，统仰该局于文到三日内，妥与该公司联络呈复到署，以凭核夺。又地下道之建筑计画并应迅速拟呈，勿延为要。 ”
对赵琪批示中的要求，姚文尉一一回复。拆除预算及拆后废料处置。经与华北交通会社青岛工务段段长交涉，该桥拆除工程费概算共需7983元，如将拆桥所得材料按现市价估算约值5700多元，尚缺2193元。若由军方命令华北交通会社施行，且拆除所得材料无偿交付对方，市公署可不担负任何费用。开工竣工日期。自开工之日起，约须20日即可完全拆除。建筑地下通道计划。已饬令本局设计股迅速办理，另行呈复。
呈文末，姚文尉建议赵琪派员与日本军方交涉，争取由军方下令由华北交通会社负责拆桥。如此这般，“本署即可不负任何费用，而达施工之目的。 ”
最终，赵琪采纳了姚文尉的建议，7月6日，他以伪青岛市政府第2881号公函，致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所长，请其“向日本军方面接洽，命令华北交通会社予以撤除，并将施工及竣工日期见示为荷。 ”
就这样，在颟顸跋扈的日寇与奴颜婢膝的汉奸合作下，定安桥消失了。消失的定安桥是西镇人民心中的痛。1947年11月，有人在《民言报》上撰文，回忆定安桥：
昔日定安桥（国民桥）有相当的历史，不仅便利西镇往返市内的行人，也是商人流转物资的捷径，还是不少有情人幽会之地，凭借它的赐予，侣伴们有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本市沦入敌手后，它也失却了尊严，由损坏、塌陷，终被无顾惜的拆除了。于是，数十载便利商民之桥不复存在，仅仅是人民心中的一个名字了。
泰云桥VS跃进桥
定安桥拆了，伪青岛市政府规划的地下通道直至抗战胜利时也未见影儿。 1947年6月，台西区参议员在市参议会上建言市府，抗战胜利后，市民都咸感定安桥的重要性，望迅速予以修建。市府允准，即令市工务局负责测绘、估价、招标。7月5日开标时，“惟是日开标结果均超原预算甚巨”，特依章规定最高标价以4亿元为限，重新进行投标，同盛营造厂等6家建设单位竞标。
7月10日，市工务局会议室，泰云路木便桥工程再次当众开标，山东审计处派员会同检标。孰料，四家投标营造厂弃权，达不到“开标时须有半数（三家）以上方够法定数目”的要求，只剩下两家不能实行开标手续。后经山东审计处和市府会计处会商，以比价方式决定承标人，结果同盛营造厂以3.92244亿元最低标价，获得了承建该项工程权，市工务局遂与其签订修建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同盛营造厂应在三日内开工，但因青岛市缺乏所需木料，须由该厂赴福州等地采购，待木料购齐即可正式开工。
7月13日，《平民报》以《泰安路木桥正在采购木料 短期内可望动工》为题，报道了泰云桥建设进程。 11月3日，《青岛公民报 晚刊》刊登《泰云桥竣工 市内西镇交通称便》一文，称：“国民桥旧址迤南，泰安云南两路间之木桥全部工程告竣，市内与西镇交通已重获恢复往日之便利。该桥将命名为“泰云桥”，刻正呈市府核示中。 ”和定安桥一样，泰云桥也是木质天桥。不过，其质量远不如前者。《平民报》对此曾有记录说：“泰云桥骨骼却不及国民桥来得强壮、结实，行走其上，吱吱作响，像是悲哀的呻吟。”泰云桥“骨骼不结实”为20年后再遭拆除埋下了伏笔。
主持泰云桥设计及修建的市工务局技正王兴仁，向青岛各报记者畅谈了泰云桥重建背景以及选择木制的原因是，“该桥关系市内与西镇交通至巨，复员建设此为刻不容缓者，故工务局对此甚为注意，列为三十六年度中心工作。本人初奉张益瑶局长之命，主持该桥设计工作，就青岛都市计划中车站位置及目前经济环境，详加考虑比较，以暂作半永久性之木桥为宜。 ”
在抗战复员建设时期“经济穷劣情形下”，建设这座半永久性的木桥，政府部门也颇感吃力，他们先后向胶济铁路局、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化缘”，前者“拨给废钢轨为该桥计划中之顺梁”；后者“以工赈方式，协助面粉四百大袋，促使该桥顺利完成。”泰云桥竣工了，与民众的兴奋相左，媒体则为经济凋敝、时局动荡而忧思。 《平民报》如是写道：“但到泰云桥中间最高处，俯视、左顾右盼后，就有今昔沧桑之感。马路两侧店铺不再繁荣，桥下的火车少了，难胞们的呼号取代了负货工人的壮歌。 ”
11月4日，泰云桥正式开通，“而今自晨至夕，又是行人络绎，熙熙攘攘了”。 《民言报》报道：“下午3时，市工务局张（益瑶）局长、鲁青分署工赈科葛科长十余人前往验收，随即开放。剪断铁丝后，行人纷纷，称便不止。该桥长107公尺（米），宽3公尺（米），跨泰安路、云南路，工程费时3个月，用款4亿余元建成，为市参议会成立之后，对市政建设建议完成事项之一。 ”
相较于“长190米、宽4.9米”的定安桥，泰云桥长度缩短了83米，宽度窄了1.9米。建设如此体量的泰云桥，还得靠向有关部门伸手，经济如此窘迫的青岛市政府，却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保留国民桥（原定安桥）桥基，俟至相当时机，再行恢复。 ”基于此，市工务局以“木便桥系临时建筑，则国民桥之名称，未便沿用，即以两马路泰安路、云南路取名，命名为泰云桥，以示区别。 ”
泰云桥开通后，时有马车、货车通行，负责管理交通的市警察局担心长此下去桥梁承受不住，遂于11月15日以（户）字第1762号公函，致市工务局咨询。 17日，工务局长张益瑶回复：“该桥只准同行自行车、人力车（洋车），其余马车、货车及汽车等，应绝对禁止通行。 ”
得到市工务局明确答复后，市警察局以“少数行人在泰云桥上斗殴或载运笨重物品，以致有伤桥面”为由，在桥两端设立牌示：1、禁止车马通行 （除自行车、空人力车）；禁止携带危险物品通行；3、禁止任意抛弃果皮等废物；4、禁止置放笨重物品。如有违者，一律严办。
马车、货车桥上行得以明令禁止，但日益拥挤的人流，一个半月后，已使杉木、松木铺就的桥面板受到了严重磨损。无奈之下，市工务局呈文市政府，请求将桥面改铺柏油。
泰云桥自开通放行以来，至今已一个半月。经调查所得，平均每小时来往869人（自行车及人力车在外），行人非常拥挤，行动迟缓，若到春暖事忙之时，拥挤之状更不堪睹矣。人行迟缓，足与地之摩擦机会愈多，桥面板原为杉松铺成，经一个半月之摩擦，已现露相当损耗。故为防止计，拟请改铺柏油桥面，是否有当，签呈鉴核。
行人拥挤、行走迟缓让管理部门头痛不已，更有甚者，有人在桥面设摊卖烟酒。1948年3月11日，市工务局致函市警察局长黄佑，请其“饬属严予禁止”。
泰云桥为市中去往西镇交通要道，开通以来，行人甚繁，每分钟约有七八十人，近有烟糖小贩在桥上设摊，不惟妨碍交通，且易发生危险，拟请贵局饬属严予禁止，以利行人，而维安全，相应函达请烦查照，予以办理。
收到信函后，市警察局迅速回应：泰云桥上禁止设摊、禁止叫卖；行人过桥应迅速通过，不准浏览。并通过报纸，广而告之——
本市警局以甫自修竣之泰云桥，原为便利市民交通而建，只限行人通过，汽车及繁重物品一律禁止驶运。又以桥面不甚宽阔，且地处交通要冲，行人来往频繁，特规定行人过桥时，应迅速通过，不准浏览，桥上严禁设置摊贩或叫卖，即桥之两端附近，为重视观瞻，维持交通，保持清洁计，亦一律严禁行人堆集，或设摊等事。闻该局拟特派交警警察专负其责，取缔一切。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泰云桥被新生政权接管。1955年4月11日，市政府建设局决定对泰云桥修补加固。此时的泰云桥因年久失修，“柱廊、桥面板、栏杆等已有腐烂损坏现象，油漆也开始脱落。”修补工程计划5月13日完工，负责施工的第一道路工区职工为喜迎“五一”国际劳动节，决定开展劳动竞赛，最终在4月30日下午5时30分全部完工。《青岛日报》以《实现了节前完成泰云桥修补工程的诺言》为题，报道了火热的施工现场——
在讨论高空作业时，原计划用吊板高空作业，既不安全，又不方便。因为这座桥处在交通要道上，妨碍机车来往。后来，职工们选用吊架施工，吊架可以随时起落或移动，既不妨碍机车通行，同时又加快施工速度。原计划4月23日完成五个主要桥孔修补工作，到4月20日就提前完成。
接着，职工们开展劳动竞赛，挑架刷柏油工作计划每工15平方公尺，实际达到了35平方公尺。 4月28日除桥下半部工程结束外，桥上照明电线修补好，并进行桥面修补和刷油漆……
1968年11月，青岛市政工程管理处工程队拆除了泰云桥，在西接云南路、广州路，东接济南路、北京路、天津路、大沽路、肥城路、泰安路等6个路口处，开工建设横跨胶济铁路、西镇至市区的人行天桥。
该桥结构形式为桥梁工人首创的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具有中国独特风格和民族特色。桥身3孔，桥长132.24米，宽5.38米，主拱圆净跨52米，横跨6条铁路线，边拱圆跨15.38米，人均设计荷载每平方米350公斤。上部构造为：主孔采用等截面悬链线，边孔采用等截面圆弧线双曲拱；下部构造为：石砌重力桥台，两边孔桥台基础采用混凝土灌注桩。
1970年4月30日，这座大型双曲拱桥建成，名曰“跃进桥”，工程决算为28.70万元。5月1日，《青岛日报》以《青岛首座大型双曲拱桥——“跃进桥”建成》为题进行了报道。
20世纪80年代末，因胶济铁路复线建设和青岛火车站扩建工程之需，这座名称极具政治色彩的“跃进桥”（文革后改称“天桥”）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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