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青岛两个“金家口﹙金口﹚”考略 郭泮溪
明清时期，青岛曾经有两个叫“金家口”的商贸港口。据明清《即墨县志》记载：一个是位于“县西南四十里”的城阳社“金家口”；另一个则是位于“县东北九十里”的丁字湾“金家口”。有意思的是这一西南一东北两个金家口，后来都先后改名为“金口”。据文献所载，这两个金家口（金口）都对古代青岛南北海上贸易活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明代即墨城阳社金家口率先开海通商
自明朝洪武初年开始，为了抵御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劫掠，明王朝决定在沿海各地设卫所御倭和实行海禁严禁民众私自出海。《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明正德年间（1506-1521），严厉的海禁政策才有所松动，到了明隆庆元年（1568）实行开海新政，东南沿海一些海港陆续得以开禁，据《海运新考》记载：“今土人、岛人以及淮人做鱼虾、贩荃豆，贸易纸、布等货往来甚重，其道遂通。”
明万历版《即墨志》卷二“海口”记载：“金家口在县西南四十里，于此泊商船。”万历版《即墨志》记载即墨县14处海口，只有金家口标注为“泊商船”的港口。
明万历六年（1578），进士出身的许铤来即墨县任知县。此时距明隆庆元年（1568）的开海新政已有10年，与即墨邻近的一些海港，如胶州塔埠头港早已开放，但即墨县仍处于闭锁状态，导致经济极度衰败，连每年缴纳赋税都是件伤脑筋的事。许铤认为：这都是“商贩不通”的症结所在。于是上书请求即墨开海通商。
据万历版《即墨志》记载，许铤在上书（《地方事宜议·通商》）中说：明隆庆年间，胶州湾西北岸的胶州塔埠头已获准开海通商，“胶之民因而造舟达淮安，淮商之舟亦因而入胶，胶之民以腌腊米豆往博淮之货，而淮之商亦以其货往易胶之腌腊米豆，胶西（胶州）由此稍称殷富……”但与之相邻的即墨县却不能开海通商。许铤指出：此时倭患已大大化解，但有司仍以防倭为借口，不许即墨县开海通商，“何防海之禁行于墨（即墨县）而不行於胶（胶州）耶？……夫所为海防者，本以为防倭，兼以防辽，非以防淮商也。”许铤引用嘉靖年间即墨县城阳社金家口人牛稼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开海通商之益处。
即墨县城阳社（明清县下设社，社辖多村）金家口港，有个既有经济头脑胆量又大的能人牛稼。他通过打通关节获许浮海通商。牛稼租船经营从城阳社金家口到淮安的海上贸易。几年通商下来获利颇丰，跟随牛稼经营海上贸易的乡亲们也富足起来。明嘉靖十八年（1539），即墨县闹灾荒饿死许多人，但是城阳社金家口乡亲因与牛稼一起浮海通商没有挨饿。后来因一些奸民勾结倭寇抢劫货物，城阳社金家口港也被封了。
许铤以齐国因鱼盐之利富国为依据论述道：“考之青齐，古逐末之国，本非专仰给於农，而管子富齐，全在榷利……本县淮子口、董家湾诸海口，系淮舟必由之路；而阴岛、会海等社，则海口切近之乡。”朝廷若批准即墨开海通商，“庶几淮海之滨，舟楫络绎，百物鳞集，墨之粟可入淮，淮之货可入墨……民财可阜，国赋易完……此无穷之利也。”若不准许开海通商，就是派管仲来治即墨，这位齐国名相也会“弃筹而走”。为此许铤主张开女姑口、青岛口等即墨海口，参照胶州塔埠头之法收取税银。由于许铤据理力争，终使即墨诸港口得以开海。
清代即墨海商曾在女姑口立了一通《重整旧规》碑，对许铤开海通商之举给予充分肯定：“自前明许公奏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万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即通，农商之利益普。”许铤任即墨知县期间，开海通商是其主要政绩。5年后，许铤因政绩突出升任兵部主事。
二、清中期开始繁盛的即墨丁字湾金家口
与明代已领即墨开海之先的城阳社金家口相比，丁字湾金家口为世人所知要晚的多。清乾隆版《即墨县志》卷四“海口”载：“金家口县东北九十里。”这个“金家口”便是位于即墨县东北部的丁字湾金家口。值得注意的是，城阳社金家口在乾隆版《即墨县志》所记载的23处海口中并没有出现。据《即墨文史集粹·金口史话》：“（丁字湾）金口原称金家口。这儿黄海内伸，水深色碧，两岸相夹，风平浪静，形成天然的避风港，但因地偏一隅而无人居住。据传初有金姓父女逃难至此，结草为庐，捕鱼为生。由是，渔人皆称此处为金姓家那边海口，久而演变为‘金家口’……有一年，一只南方商船，避风暴于金家口，因船搁浅，船商不得不将所载货物卸岸，就地出售，不意当地人争购其货，遂发大财……于是，南方客商闻之纷来”，金家口逐渐变成商港，据传这是明末清初的事。
《即墨市金口镇志·金口古港》载：“清初，金（家）口在灶户煮盐业比较集中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和海上运输业开始兴起。乾隆年间在市街中心有一座气势雄伟的天后宫，其《庙田碑记》称：‘即邑金家口为商船停泊之区，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南北客商捐资建造天后圣母行宫。’其实，这座庙宇初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这次‘建造’是港航业日趋兴盛时，模仿南方形式进行的扩建。当时刊印的《即墨县志》，在‘榷税’部分把金家口列为即墨县唯一的征税口岸，‘海船按装载货物抽取税银，尽收尽解无定额。’足见十八世纪的金家口，已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港口。其极盛时期当在嘉庆以后，据传当时拥有七十二家油坊，三百多盘油碾，三桅大风船来往于黄海、东海和渤海，是胶东地区大豆的加工基地，是南北航运线上的重要港口。”民国版《莱阳县志·海岸》载：丁字湾“二百年前，港水深阔，可容巨舶……南通浏河，北达营口，东至仁川，西南至海州贸易……春秋两季日进出丁字湾金口港之南北商船近百艘。”
清中期后，在金家口约四平方公里的港区内，旅栈、药铺、钱庄、酒馆、饭店、浴池等一应俱全，甚至连妓院也有多处。南北客商络绎不绝，一百多条大舢板进进出出，海滩上堆放着待运的福广杂货和土特产品，运输工、装卸工推着载重五百多斤的独轮车，往来穿梭，昼夜不停。市街上煤油路灯彻夜不熄，天后宫、龙王庙、马神庙等三座庙宇的戏楼上轮流唱着大戏。当时出港的货物主要是花生、豆油、豆饼、沙参、粉干、披猪等，进港的货物主要是棉花、棉纱、棉布、木材、竹竿、桐油、纸张、食糖、杂货等。清光绪年间金家口港货物吞吐量仍为胶东半岛诸港之最。这里还设立了镖局，专为当地商号往来他埠护送银两。
三、从“金家口”到“金口”的演变过程
说来有意思，明清时期在即墨县城一西南一东北的两个“金家口”，都先后改名为“金口”。
这两个曾经“万物鳞集，千艘云屯”的商贸港口，在清同治版《即墨县志》“海口图”上是这样标注的：丁字湾金家口依旧为原名；而城阳社金家口已改为“金口”。为何把“金家口”改为“金口”呢？据城阳《任氏族谱》所言，城阳社金家口港因“商贸繁荣，能日进斗金”之故，人们喜欢用“金口”这寓意吉利的名字来称呼它。时间一长，就替代了“金家口”原名，并且还被印在同治年间官修的《即墨县志》海口图上。
可能“金口”这名字太招人喜欢之故，同治年间“海口图”上虽然丁字湾“金家口”仍标注原名，但是在同治八年即墨丁字湾金家口南北客商东西行铺众油坊公议而凿制的量器——石斛上，明确凿刻着“金口”而非“金家口”。显然这是丁字湾金家口众商户紧随城阳社金口之后，也赞成用寓意吉利的“金口”取代沿用多年的“金家口”。
这两个一先一后改名为“金口”的明清商港，在清晚期至民国初年先后衰败了。据记载，先是历史悠久曾经商贸繁荣的城阳社金口港，在清晚期因港口严重淤塞而成为内地村庄，后改名为“京口村”。《城阳村落·京口村》：清末，因海水退却，金口港失去昔日风光。光绪年间，金口改称京口村。而位于即墨县东北的丁字湾金口港，民国初年因青岛港的崛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据《即墨市金口镇志·金口古港》载：“只豆油一项，改由产地平度直运青岛，金口港的年输出额就由光绪年间的7万至10万篓，下降到民国初年的不过2万篓。”除此外，日益严重的港口淤塞以及常年兵盗骚扰等原因，致使曾经繁荣的丁字湾金口商港渐行凋敝，昔日停泊商船的码头已远离大海，熙熙攘攘的港区渐成僻居海隅的村庄。
今天，当我们驱车双元路途经远离海岸线的城阳区京口村（社区）时，大多数青岛人可能想不到，当年这一带曾经是“商贸繁荣，能日进斗金”的金家口（金口）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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