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卫所御倭到开海通商

青岛晚报 2021-01-25 06:40 大字

郭泮溪

今天青岛沿海一带，还保留着一些有特点的地名，如鳌山卫、灵山卫、浮山所、雄崖所等。这些“卫”和“所”多设立于明朝洪武年间，主要用途是防御倭寇侵扰。从明初开始的海禁，也与御倭密切相关。但是旷日持久的海禁，对以鱼盐商贸为生的沿海民众产生了严重影响。即墨县令许铤上书力主开海通商，对明清青岛地区诸口岸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设立两卫六所防御倭寇

14世纪前后，日本列岛处于南北朝时期。在南北内战中失败的封建主、商人、武士、溃兵等组成海盗集团，史称“倭寇”。自元末以来，倭寇频繁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倭寇侵扰山东沿海，常常借助东南风从朝鲜半岛西海岸进入，以掠夺人口和财物为目的，每股倭寇从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给山东沿海造成了极大危害。明太祖朱元璋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倭害，采取多项措施加强海防，其中组建水军和设置卫所便是两项主要措施。明洪武三年（1370）“置水军等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缮理，遇征调则益兵操之。”洪武六年开始水军出海巡倭之举。据《明实录》记载，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又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

青岛沿海先后设立了两卫六所，即灵山卫（辖胶州千户所、灵山卫千户所、夏河寨千户所）、鳌山卫（辖雄崖千户所、鳌山卫千户所、浮山千户所）。卫所制是明代基本军制，每个卫设一名正三品指挥使、两名从三品指挥同知，每卫统兵5600人。卫下设若干千户所，每千户所设一名正千户和两名副千户，统兵1120人。千户所下设百户所，每百户所设一名百户和两名总旗，统兵112人。卫所下设若干墩、台、堡等。另外沿海要地还设巡检司。从明初到明永乐十四年的40年间，倭寇对山东沿海进行了15次较大规模的侵扰。其中较富裕的胶州频遭倭寇烧杀掠夺之祸。据《明朝纪事本末·沿海倭乱》所载：明洪武六年（1373），大批倭寇乘船入侵胶州一带，烽烟燃起，灵山卫和千户所兵勇分头出击，大败倭寇。翌年六月，倭寇又纠集大量船只入侵胶州沿海。接到报警后，卫所兵勇在靖海侯吴祯指挥下，痛击入侵倭寇。溃败的倭寇乘船逃到外海，又遭卫所战船追杀，后“捕至琉球大洋，获倭寇人船，俘送京师”。到了“明永乐七年，柳升败倭于灵山”。

二、卫所城的修筑与城内布局

卫和所皆有城。据《灵山卫志》记载，灵山卫城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卫城西北群山环抱，东南濒临大海，海中有灵山岛屏列于前，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洪武五年后，灵山卫城又经过两次扩建。灵山卫城周长5华里，城墙高两丈五尺，城墙主体用土夯筑而成，里外包砌青砖。城开四门，东为朝阳门，西为阅武门，南为镇海门，北为承恩门，城门上皆建门楼。卫城内街衢若棋盘，分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每条大街都与巷子相通。城中有条由北水门流入，从南水门流出入海的界河。城内有卫署、经历司、社稷坛、演武厅、文庙、城隍庙、石牌坊、仓湾、库房、庙宇等。

鳌山卫城与灵山卫城大体相同。据《鳌山卫古城》可知，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鳌山卫城“东、南濒临大海，海阔水深，岛屿罗嵌，当年护城河与海相连，战船可破浪直驶；西南环依群山，兀峰重峦……形成天然屏障；北部连接群岭，逶迤起伏，堪为军事扼守之重地。”鳌山卫城“四座城门楼上庙宇耸立，宽大的十字大街与密集的街巷纵横交织，文武衙门及大小72座各类庙宇星罗棋布。”卫城内有卫学、文庙、城隍庙、真武庙、天齐庙、龙王庙、灵山姥母庙等。

雄崖千户所城濒临黄海，西面依托群山，山后为金家口。雄崖所城呈正方形，周长4里，城墙高一丈五尺，设4座城门，南门（奉恩门）上有门楼。城里有十字大街，多条街巷与十字大街相通。城里有官署、库房、军户房舍、先农坛、城隍庙及庙宇。雄崖所下辖炮台4座、烽火台10余座以及7处营屯。

卫所实行世袭制，不仅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军官世袭，军户也世袭。军户平时驻军屯里，烽烟告急则出战，海上平静则事农。当年青岛沿海一带除了两座卫城、多座所城、近百处炮台、烟墩外，还设有统调卫所兵力即墨营。

卫所的设置，改变了元末以来田地荒芜的局面。明初以来的移民因卫所保护，开垦了部分荒地，使经济得以发展，据《灵山卫志》记载：灵山卫百业兴盛，“俨然一都会矣。”鳌山卫及浮山所、雄崖所等亦如此。

三、即墨县令许铤力主开海通商

自明初开始，明王朝持续实行海禁政策。海禁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明太祖朱元璋实行海禁的初衷，一是为了打击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劫掠活动；二是为了防止部分沿海民众勾结海上反明势力。海禁政策实施后，朱元璋每过几年就重申一次禁海令。《明实录》载：明洪武十四年九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洪武二十七年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易。”明洪武三十年“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胶东沿海作为海防重地，自然在海禁范围之内。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到了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开始有所修正，如重新启用明初废弃的市舶司管理朝贡贸易，允许日本遣明使朝贡等，但这仅限于官方，民间仍厉行海禁。明成祖以后历朝大都延续禁海政策。直到明武宗正德年间，海禁政策才出现较明显的松动。

明万历六年（1578），进士出身的许铤出任即墨知县。即墨虽海岸线长，但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与早已开海的胶州难以相比，甚至于每年缴纳赋税都是件伤透脑筋的事。许铤认为，这都是“商贩不通”造成的，于是上书请求开海通商。

《即墨县志·地方事宜》载，许铤上书说：明隆庆初年，胶州塔埠头已获准开埠通商，“独本县（即墨县）则拘守厉禁而无敢通商然，淮海之船亦不能越县之淮子口等处，而径达州（胶州）也。”“何防海之禁行于墨（即墨），而不行於胶耶？”许铤引用即墨县城阳社人牛稼为例，证明开海通商于国于民皆有益。城阳社位于胶州湾东北岸，有个能人叫牛稼。他打通关节租船经营从城阳社海口到淮安的海上贸易，获利颇丰。嘉靖十八年（1539）即墨闹灾荒，城阳社乡亲因跟着牛稼浮海通商没有挨饿。许铤认为若即墨开海通商，“庶几淮海之滨，舟楫络绎，百物鳞集，墨之粟可入淮，淮之货可入墨……民财可阜，国赋易完……此无穷之利也。”为此他请求开放女姑口、青岛口等即墨沿海港口通商，参照胶州之法收取税银。

经许铤上书力争，朝廷最终允其所请，不几年，即墨便出现了“万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即通，农商之利益普”景象。许铤任即墨知县的5年间，开海通商是其主要政绩，另外在办学、垦荒、盐业等方面也多政绩，后升任兵部主事一职。

四、明代青岛与东方海上丝路

金元以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长期处于低潮期。但是在明早期，从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到明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京师）期间，南京为明朝国都。朝鲜半岛的官员、使臣等出使明朝，多由海路经胶州、即墨海域前往南京。胶州、女姑口等港口时常接待前往南京朝贡的高丽使臣及后来的朝鲜使臣，南来北往的商船也经常穿梭于这片海域，青岛与东方海上丝路因官方往来而繁荣了长达50年余年。故而《胶澳志·沿革志》说：“明洪武都南京……胶州愈为商贾荟萃船舶辐凑之所。”

胶东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一直有频繁的商贸往来。明朝建立后曾试图把一切商贸活动都纳入朝贡贸易中，然而以奢侈品为主的官方朝贡贸易无法满足两国民间的需求。正常的民间商贸活动被限制后，商贾们便通过海上走私形式进行交易。明廷对此虽然早有风闻，却难以阻断。据《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载，明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曾向高丽国使臣郑梦周宣谕道：“恁那里人，在前汉唐时节，到中国来，因做买卖，打细又好。匠人也买将去。近年以来，悄悄的做买卖，也不好意思。再来依旧悄悄的买卖呵，拿着不饶你。如今俺这里也拿些个布匹、绢子、段（缎）子等物往那耽罗（今济州岛）地面买马呵，您那里休禁者。”既然朱元璋都有耳闻，可见当时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走私贸易已颇具规模。另外，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青岛及胶东沿海出土了许多“朝鲜通宝”和日本“宽永通宝”铜币等，说明当时青岛及胶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存在较为活跃的贸易往来。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这类海上贸易为民间走私贸易的可能性很大。另据《筹海图编》所载，当时的青岛及胶东沿海一带，有些胆大的船户常常会雇一些熟悉海路的水手进行跨国海上贸易：“通番海船每放一艘出，年例得二三千两，番货进港船户分其半。”其利润之丰厚，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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