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地九千丈,势压齐之东
远行避祸,北上即墨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历史上著名的“清初三先生”(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之一。他本名顾绛,字忠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占领南京后,改名为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学者都尊称他亭林先生。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幼年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嗣母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顾炎武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熟读经典,国学功底扎实。然而,他屡次科考失败,14年的征逐,最终都名落孙山。此时的明朝大厦将倾,政局动荡,顾炎武意识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于是退而读书,树立起务实的治学精神,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之后,清军入关,明朝灭亡,顾炎武投笔从戎,加入了抗清义军,家人在战争中死伤惨重,这种悲痛深深刻在顾炎武心中。然而,真正逼迫他离开南方的,不仅仅是政治因素,还有家族内乱。
据《清学开山顾炎武》一文记载,在明末之时,顾炎武曾因无奈,将家中祖产800亩地贱卖给昆山富豪叶方恒,然而,顾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了争夺遗产,挑起家难,与蓄意侵吞顾炎武家产的叶方恒内外勾结,几次洗劫和焚烧顾炎武的住所。为了避祸,顾炎武“改容作商贾”,离开昆山出走。
然而,一切还没有结束。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顾炎武回到家乡后,发现世仆陆恩也已背叛自己,投靠了叶方恒,两人企图以背叛朝廷的罪名控告顾炎武,置其于死地。顾炎武当机立断,秘密处决了陆恩,叶方恒利用此事,与陆恩的女婿勾结,私下关押顾炎武,企图逼死他。所幸顾炎武朋友众多,最终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这是顾炎武的一次牢狱之灾。1656年出狱后,叶方恒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袭击,顾炎武“伤首坠驴”,再次遇救得免。
小家,被叶方恒洗劫；大家,改朝换代,顾炎武在南方抗清复明无望,“决计北上,结纳抗清志士,考察中国山川,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于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抵山东莱州,开启了长住,或短居的山东之旅。
广交名士,潜伏抗清
顾炎武为何选择山东?据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分析,顾炎武到山东是循着复社的线索。清初山左遗民主要分布在新城、莱阳、诸城三地,而与江南复社关系至密的是莱阳遗民。在《顾炎武在即墨的交游与创作》一文中,找到了顾炎武到山东、来即墨的根本原因。“山左的复社成员主要是山左大社中的人物,而山左大社的主要成员是莱阳人,其中莱阳的宋继澄与掖县的赵士喆是山左大社的倡导者。顾炎武十七岁就加入复社,成为复社中人,他北行第一站定会选择复社活动活跃、影响较大的地方,所以他来到了赵士喆的家乡掖县(赵士喆明亡后隐居不出),拜访赵士喆的兄弟赵士完、任唐臣,并定为生死之交”。
就是在这段时间,顾炎武来到了即墨,住在即墨五大家族之一黄家。
“即墨三齐名区,其间人文蔚兴,名贤接武。”顾炎武结交当时活跃在即墨的明代遗臣和文士,主要是即墨黄氏家族中的黄坦、黄培,名士杨还吉,以及曾任饶州知府的莱阳进士张允抡。
黄氏家族于明永乐年间由青州迁居即墨,从嘉靖年间六世黄作孚中进士第开始,族人诗书传家,“数百年来,风雅相尚”。从兵部尚书黄嘉善,到山西道监察御史黄宗昌,都是黄氏族人的骄傲。尤其是在明清鼎革之际,黄氏家族的成员积极抗清,“出家资充饷”,次子黄基被清兵射中,带伤奋战。即墨终于得以保全,而黄基却伤重身亡,死后,妻子和三个妾一起殉情,感人至深,被人们称为“一门五烈”。顾炎武到即墨时,黄宗昌已经去世,他所结交的黄氏家族成员主要是黄宗昌的儿子黄坦与侄子黄培。
顾炎武主要的居住地在当时大名鼎鼎的玉蕊楼。这座读书楼是黄宗昌晚年仰慕的汉代大儒郑玄,在郑玄康成书院遗址南侧修建的。黄宗昌聘请张允抡来此授徒,黄族子弟就在这里读书。在这座玉蕊楼里,顾炎武有感于郑玄的康成书院,作《不其山》一诗:
荒山书院有人耕,不记山名与县名,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
道出了郑玄在不其山上建康成书院,黄巾军避之不扰的史实。
并结交了张允抡,写下了《张饶州允抡山中弹琴》五言诗一首:
赵公化去时,一琴遗使君。五年作太守,却反东皋耘。有时意不惬,来蹑劳山云。临风发宫商,二气相氤氲。可怜成连意,空山无人闻。我欲从君栖,山涯与海滨。
其实,玉蕊楼汇聚了许多旧僚宿儒,胡峄阳、韩良辅、范士骥等人被称为“崂山七十二君子”经常汇聚于此,饮酒赋诗,抒发郁闷之情。顾炎武与他们的志趣相投,因此曾作停留。
不过,顾炎武与黄家的结交,让他有了再一次的牢狱之灾。
始于康熙五年(1666年),止于康熙八年(1669)年的“黄培文字狱”一案有关。黄培也是位抗清人士,顺治十八年(1662年)于七抗清起义爆发,黄培在道义和物资上给予支持,并作诗200余首,命名为《含章馆诗集》,分赠亲友。这首诗集被黄家的仇人一再利用,一直到姜元衡告到朝廷,引起雷霆之怒,最终黄培被处以绞刑,参与人士都遭到逮捕。顾炎武也是其中之一。顾炎武在狱中被囚禁了7个月,矢口否认曾到即墨和崂山,更否认曾与许多反清文人相识,加之友人相救,才幸免于难。但他与明末遗臣张允抡、宋继澄共同为黄宗昌《崂山志》写的序言,也因此不敢于清代面世,致使《崂山志序》在清朝灭亡后的1916年才正式出版。
除了黄家,顾炎武与即墨望族杨氏家族也有交往。即墨杨氏也是即墨明清时期的书宦世家,从明初到清末的四百余年间,杨氏一门诗书传家、积学力行,有单骑抚“寇”的杨良臣,也有不媚上官的杨盐,以及乞兵解围即墨城的杨遇吉等忠烈之士。
其实,顾炎武的崂山行并非游山玩水这么简单,从他结交的人士来看,他们都有着和他一样的抗清之志,只不过,大多数的文人墨客都是抒发情感而已,顾炎武似乎不甘于此,只是,他的行动隐秘性强,流露较少,留下来的,只是他游历、赞颂崂山的一些诗篇而已。
撰文纠错,正名“劳山”
崂山,给顾炎武以灵感；顾炎武,给崂山正了名。
“余游其地,观老君、黄石、王乔诸迹,类皆后人之所托名,而耐冬、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寻常之物。唯山深多生药草,而地暖能发南花；自汉以来,修真守静之流,多依于此,此则其可信者。”在给黄宗昌撰写、黄坦续写的《崂山志》中,顾炎武写了《崂山志序》。崂山之游,顾炎武延续了他严谨的治学精神。
就在这篇序言中,顾炎武对崂山之山名作全面之探求,他最精辟的见解是,“秦始皇登劳盛山”其中“劳盛自是两山”。“劳山”之名源于秦始皇的见解,认为“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待,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劳山也。”
关于“劳山”一名,顾炎武还在《劳山考》中做了探讨。《劳山考》是一篇极具学术价值的考证文章,旁征博引,穷源溯流,顾炎武认为《史记》中秦始皇北至“荣成山”的记述中,“荣”乃为“劳”字之误,“荣成”是劳、成二字,应写为“北至劳成山”。因此,顾炎武要为崂山正名,并为之纠《史记》两千年之误。《劳山考》一文,收入顾炎武所著《日知录》卷三十一中。
书写崂山的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不其山》《张饶州允抡山中弹琴》,顾炎武还作《劳山歌》《安平君祠》等诗篇。
《安平君祠》写道:
“太息全齐霸业遗,如君真是一男儿。功成栈道迎主日,志决危城仗锸时。饥鸟尚衔庭下粒,老牛犹饮穴边池。可怜王建降秦后,千古无人解出奇。”
赞颂战国时齐人田单使用火牛阵,出奇制胜,大破燕兵,一举收复齐国上地的业绩。
《劳山歌》则歌颂了“劳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势压齐之东。下视大海出日月,上接元气包鸿蒙”的崔嵬雄奇和“奇花名药绝凡境,世人不识疑天工。云是老子曾过此,后有济北黄石公”的神秘古老。
另外,崂山“神仙之宅、灵异之府”的美誉,也出自顾炎武的手笔,使得崂山声名远播。
如今,崂山犹龙洞洞额有题刻“云是老子曾过此,后有济北黄石公”,这句诗摘自顾炎武长诗《劳山歌》,1981年秋由书法家沈鹏草书”,定格了顾炎武在崂山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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