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总督赵尔巽“清史”难留名(五)

华西都市报 2020-12-03 08:38 大字

尹昌衡。

《清史稿》。

赵尔巽公馆被确立为沈阳文物保护单位。

欲逃庄叟人间世,来听成连海上琴。

1913年秋,已交卸奉天都督一职的赵尔巽,隐居青岛宁阳路。当时,青岛人因其巷中多住清朝遗臣,遂叫“清官巷”。不久,王公大臣蜂拥而至,于是众人又呼“赃官巷”。赵尔巽用大量资金在青岛购置房产,并在高密路、天津路、海泊路修建了大批房产租售。

与尹昌衡结怨

不甘寂寞的赵尔巽与陆润序、劳乃宣等旧官僚组成“十老会”,以怀念过去的日子。隆裕太后驾崩时,遗老们在胶州海关举行公祭,赵尔巽因悲伤过度,加上遭遇风寒,竟卧床不起。

窗外月儿皎洁,如同一把放在晶莹冰块上的刀,病中的赵尔巽时常梦见与赵尔丰携手新政的日子,梦里的赵尔丰,常常孤独一人驰骋雪原。每每醒来,赵尔巽老泪纵横。忆过往,他最后悔,不该与尹昌衡结怨。

尹昌衡(1884年—1953年),原名昌仪,字硕权,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曾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校长)、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名人。少年时因其身材高大,异于常人,当地人又亲热地呼之“尹长子”。

1910年,尹昌衡在广西陆军小学堂为张鸣岐不容,辞职回到成都。通过颜楷父亲颜辑祜介绍,川督赵尔巽委尹昌衡任军事编译局总办,后改任督练处会办。时值四川已练成新军第十七镇,赵尔巽从东北调朱庆澜充任该镇统制官,其余高级职务也多由外省人担任,由此引起川籍军人强烈不满,产生排走外籍军人情绪。

尹昌衡排外尤其强烈,无形中成了川籍军人领袖。每逢宴会场所,川籍军人便使酒骂座,甚至指名叫骂外籍军人无能。赵尔巽对尹昌衡很是忌惮,始终不派入第十七镇任职,这让尹昌衡很是不满。两人由此结怨甚深,赵尔巽一度动了杀心,终因无法罗列罪名而罢手。

1911年4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藩司王人文代理四川总督,尹昌衡才升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东,不仅有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铁路国有”收回了路权,招致四川各阶层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6月16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推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地纷纷成立同志会分会,至7月全省同志会员已达数十万,各地群众抗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和四川各地的哥老会合流,正酝酿着一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大革命。

了结一桩血仇

在此危机四伏的关头,1911年8月3日,赵尔丰正式接任四川总督。

一开始,赵尔丰想和平解决此事,他8月4日便亲临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接见股东,听取建议。但8月23日,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大会决定:“从24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不行纳。”数日之间,成都以外各州县迅速响应。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领袖,正在筹划发动遍及全川的武装起义。这让清廷感觉危如累卵——

9月4日,清廷向赵尔丰发出切实弹压川人的上谕:“邮传部奏干路收为国有,早经降旨允行,决无反汗为患。倘听其藉乱滋事,以至扰害良民,贻误大局,定治该督之罪。”

9月6日,清廷再次下达上谕:“查拿为首之人,解散同志会,如有不付捐税者,即行拿办,并扫除一切抗拒之举”。

9月7日,赵尔丰以“阅邮传部电文”为由诱捕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9名铁路公司董事和保路会骨干,宣布解散同志会,查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宣传保路报刊,查抄了蒲殿俊、罗纶等人的家。成都全城震动,数千名市民涌向督署要求赵尔丰释放人质,督署士兵枪杀20余名群众造成流血惨案。

“成都血案”成为武装反清的转折点,也将赵尔丰推向人生的终点。

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相继逃遁,成都城内一片混乱。赵尔丰在军民恳求之下贴出告示维持秩序,交出四川政权。

为了巩固自己在新政权中的地位,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诱捕了已经交权的赵尔丰,并在成都皇城坝公审,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陶泽琨将赵尔丰斩首于皇城“明远楼”。

赵尔丰的死,并未为尹昌衡带来仕途上的飞跃。

尹昌衡虽然于1912年平定了康藏叛乱,但被袁世凯骗至北京,以“亏空公款”罪判刑9年,在狱中险些被杀害。

尹昌衡入狱,赵尔巽心境稍微平复,但斩首弟弟赵尔丰的刽子手陶泽琨依然“逍遥法外”,他要为赵尔丰“沉冤昭雪”。

袁世凯得知赵尔巽的意图后,立即授意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为赵尔丰议恤立传,并派人赴川调查陶泽琨的行踪。

1913年深秋,得知陶泽琨在重庆后,袁世凯密令四川都督胡景尹、师长周骏,将其逮捕杀害。

一桩血仇了结,也为袁世凯之后聘请赵尔巽出山,铺平了道路。

印书之意愈切

1914年初春,青岛依旧是寒风呼啸,赵尔巽沉重的病势稍有起色。

3月10日,袁世凯的大总统令传到赵尔巽府邸,袁世凯聘请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编修清史。为请赵尔巽出山,袁世凯亲笔致函,奉承赵尔巽“学识渊深,谙习掌故”。

袁世凯还按当时北洋政府远程接送贵宾的最高礼遇,特派“花车”——有豪华内饰的高级专列前往青岛,接赵尔巽一家进京。

赵尔巽聘请前朝翰林院名流80余人,分任总纂、纂修、协修、提调等职,组成了修史机构。他还请袁世凯下令各地征选省、府、县图志以及私家传记碑铭墓碣等送往清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由于经费充足,至1916年,进展顺利,“纂稿尚多”。

到1926年秋,《清史稿》书稿初具规模。此时。82岁的赵尔巽健康状况堪忧,因此,急切想在有生之年结束《清史稿》的编修工作。

经袁金铠居中联系,赵尔巽向张作霖等筹到一笔款项,预计用两年审定完成全部书稿。但仅仅过了半年,到1927年春,赵尔巽突然提出,将全稿立即付印。由于当时清史馆经费已近枯竭,部分编撰者也希望及早刊印,以稿费补发欠薪。如此情形下,尽管《清史稿》列传主要审定者夏孙桐等人强调史稿错误疏漏太多,反对贸然付印、遭人嘲笑,但未能说动赵尔巽。

1927年夏,几近灯枯的赵尔巽病倒了,“印书之意愈切”。此时,正好袁金铠自奉天到京。赵尔巽便召集全馆同仁至病榻前,将经费交付袁金铠,嘱托其负责刊印事务。

1927年,《清史稿》列朝本纪及部分志、表、传共50册刊印完毕,至1928年5月又印出其余部分81册。至此,536卷、800余万字的《清史稿》初步完成。赵尔巽在发刊词中称“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故名曰《清史稿》。

“清史”终难留名

最初的《清史稿》分关外本与关内本。

《清史稿》先由金梁(1878年-1962年,满洲正白旗瓜尔佳氏,光绪三十年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民国后曾任农商部次长)携至关外,他利用负责刊印之便,私下给自己加了“总阅”的名义,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记》,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将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运往东北。运到东北的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称为“关外本”。后来这个版本经过修改重印,故又称作“关外一次本”。

金梁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有七百部留在关内,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形成了所谓的“关内本”。

时至今日,《清史稿》的版本已有关外本、关内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联合书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多种版本。

《清史稿》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是“急救之章”,有一定史料价值,但也为后人诟病。

一是,错误和遗漏比比皆是,包括但不限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

二是,一方面极力谀扬清朝的功德,一方面极力避讳清朝的丧权辱国,并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

三是,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以及辛亥革命前的诸多起义活动,都是清末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清史稿》几乎没有记载,对于在革命中牺牲的先烈,一律以“匪党”相称。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赵尔巽未能亲见《清史稿》刊印出版,先于1927年9月病逝。这一年,还有另外两位重要的人离世,一是“戊戌干将”康有为青岛病逝,二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颐和园自沉。

三位离去,并不会有时代碰撞的回音,就像减弱的篝火,不时蹦跳出几颗火星。而这一切,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说:“身体与精神的最低层顽强燃烧的火旋即归于止熄。”

封面新闻记者 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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