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路27号：皇家大法官克鲁森的青岛往事
在青岛历史风貌保护区域的核心地带，有一条百年历史的林荫大道。在德国租借时期，它被命名为俾斯麦大街（Bismarck Strasse，今江苏路）。作为青岛最早建成的街道之一，彼时的江苏路沿观象山山势，由北向南，纵贯老城，直抵青岛湾畔。而街道两侧一百多年前建造，并留存至今的老房子，也常常以其别致的风格造型，厚重悠久的历史，引得旅者游人流连忘返、陶醉其中……
在这些铭刻着城市记忆的老建筑中，有一幢掩映于绿荫之中，风格质朴的百年老宅。尽管它位于街道北面的坡顶，六条道路交汇（即江苏路、观象一路、苏州路、莱芜一路、伏龙路和龙山路）的显著之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为人所熟知。红瓦黄墙的老建筑，虽然历经百年岁月，但仍较好地留存至今，同时也平添了些许令人遐想的神秘色彩。
回溯百年，风雨沧桑，在研究者们不懈的努力与探究之下，这座老建筑最初的房主，及其试图将德国法律引入青岛，并将之与本地习惯法相结合的往事也慢慢地浮出水面，模糊的背影与残缺的记忆也在历史的脉络里逐渐清晰起来……
东渡而来的德国大法官
1902年9月2日，来自北德小城迈讷森（Meinersen）的皇家大法官格奥尔格·克鲁森 （Dr. jur.GeorgDiedrichHermann Crusen,1867~1949），接替任职到期的胶澳皇家法院院长格奥尔格·魏尔克博士 （Dr. jur.GeorgWilke）来到青岛就职履新。在之前的两年半，克鲁森一直受邀在东京，担任日本内政省和司法省的法律顾问，及警察和狱警学院的讲师。
根据已故德国波恩大学马维立教授 （Prof.Dr.Wilhelm Matzat 1930~2016）搜集的资料显示，生于1867年5月15日的克鲁森来自一个法律世家，其父赫尔曼·克鲁森（Hermann Crusen,1835~1907）就是名地方法院法官。后来子承父业的克鲁森在1877年进入了汉诺威的文理高中学习。1886至1889年，他在瑞士洛桑学院和柏林、莱比锡、马尔堡的大学学习法律。1890年，克鲁森在哈雷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95年，他在柏林以法院陪审身份，为针对非法官职务官员的惩戒法庭和司法部工作。1899年，克鲁森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地方法官。也是在这一年，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在军事和内政上奉德为师的日本向克鲁森抛来橄榄枝，显然急于“脱亚入欧”的东洋岛国对克鲁森这样的法律人才求贤若渴。或许是看到日本人的诚意和热情，克鲁森放弃了前程优渥的地方法官职务，接受了邀请，前往东京。
施行德意志法律的中国领土
克鲁森还在柏林担任法院陪审期间，德国海军在远隔万里的中国北部，占领了一个名为胶澳的海湾，并将其命名为青岛。在1897至1914年之间，德国人一直努力在青岛建立和完善含有不同因素的法律秩序。在这个时期颁布并生效的法律之中，一部分是德国法，一部分是中国法。特别是在民法领域中，欧洲人之间或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诉讼适用德国法，而中国人之间的纠纷基本上还是适用当地的习惯法。但至1912年，青岛需法院审理的非中国人违法案件也只有92件。另外在量刑上，也尽可能地采用德国法较温和的手段，比如在欧洲19世纪中期废除的鞭刑，虽然在当地习惯法中仍会使用，但必须顾及受刑人的健康状况，每次执行最多不超过25下。虽然也有判处死刑的案例，但行刑方式也较同时期中国习惯法中的斩首、凌迟等酷刑要温和许多。
在成立地方和高等法院的同时，德国政府还向这个远离本土的租借地派驻了皇家大法官，以及若干协助其工作的帝国法官。 1898年夏，汉堡的大法官保尔·格尔皮克博士（Dr. jur.PaulGelpcke）来到青岛，参与胶澳租借地法律体系的建立。之后就是克鲁森的前任，1900至1902年履职的大法官格奥尔格·魏尔克博士（Dr. jur.GeorgWilke）。大法官和被派往胶澳皇家法院和皇家高等法院工作2~4年的法官们必须熟悉和能够使用中国的习惯法。此外，他们还担负着把德国法运用于陌生环境，并在有中国当事人的情况下适用德国法的任务。依照1910年10月3日的帝国法令，帝国法官直接从德皇那里接受其职位。而在胶澳租借地，则由海军国务秘书分派职责。
在担任胶澳皇家法院和皇家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十余年间，克鲁森也一直致力于将德国法律引入青岛，并将之与本地习惯法相结合。他在《国际刑事联合会年刊》《殖民法律》等杂志上发表了《胶澳租借地中国刑法的现代思想》《中国人在胶澳的法律地位》等论文来阐述其观点。同时克鲁森也非常赞同将青岛发展成为对华施加影响的德国文化中心的做法。 1912年12月，他曾在对德国殖民地协会所做的报告中强调，“文化样品库”的功能是青岛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作为德国文化中心的青岛》一文中，克鲁森还认为，青岛的样板规划可以让中国的行政官员从中学到很多。这一观点也与1912年9月底来青岛参观游历的孙中山（1866~1925）不谋而合。
“歌剧大法官”与媒人卫礼贤
来到青岛之后，由于工作业绩显著，不到一年，1903年8月1日，来自柏林的敕令就让克鲁森荣升成为终身大法官。在遥远的东方租借地，这个职务仅比总揽军事与行政大权的胶澳总督低一级。除了游走于租借地法律体系中的德国法与中国法之间，工作之余，克鲁森大法官还活跃于青岛德国侨民的音乐事业。根据当时的多张演出节目单显示，大法官不仅经常参与排练多幕歌剧，还担任一个混合合唱团的指挥和钢琴伴奏。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Mozart,1756~1791）、舒伯特 （Franz Schubert,1797~1828）、勃拉姆斯（JohannesBrahms,1833~1897）以及他的密友胡戈·沃尔夫（HugoWolf,1860–1903）的音乐都出现在克鲁森大法官的演奏曲目中，殿堂级大师的作品时而悠扬，时而顿挫，优美的旋律和跳动的音符在指尖如水般流淌，大概也会让一百多年前，远离故土的德国侨民们缓解思乡之绪。因为对音乐事业的热衷，克鲁森在青岛德侨中也就有了一个“歌剧大法官”的绰号。
因为对音乐的共同喜爱，克鲁森也成了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家里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和切磋在音乐方面的感受和心得。1907年10月随经商的父亲来到青岛，时年23岁的艾米丽（AmalieDavidsen,1884~1973）当时正暂居于卫博士家里。这让已经年过不惑的克鲁森和艾米丽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在卫礼贤从中做媒撮合下，1909年5月22日，41岁的克鲁森与24岁的艾米丽结为夫妻，卫礼贤在他家里为二人主持了一场教堂式的婚礼。1910年2月，女儿海尔嘉（HelgaCrusen,1910~1989）出生，并认卫礼贤夫人美懿（SalomeWilhelm,1879~1958）为教母。克鲁森夫人也辞去了在皇家督署学校女童班授课的工作，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1911年12月，儿子哈拉尔德（HaraldCrusen,1911~1996）也在青岛出生。
广包公司承建的花园别墅
自1902年来到青岛后，克鲁森一直住在今湖南路、江苏路路口西北角，由总督府在1901年为其前任准备的公寓里。这处灰砖黑瓦，造型粗朴的砖木结构建筑，与南面1899年建造的安治泰主教公寓隔街而邻。婚姻大事的确定和长期在青岛定居的愿望，应该是克鲁森在本地置地建房的主要原因。根据《青岛官报》刊登的公告显示，1910年1月，克鲁森出资2687.54元，购置了俾斯麦大街上3238平方米的2号官地，用于建造自己的住宅。
克鲁森购置的这幅土地位于俾斯麦大街、伊丽莎白街（Elizabethweg/今齐东路）和东侧一条无名小路（今龙山路）之间，西侧与始建于1898年的督署医院隔街相望。虽然这幅土地比相邻的4号地大出5倍多，但狭长且极不规则。大法官将宅基地选在了可远眺大海的地块北侧高处，并委托当时青岛最大的房地产商广包公司（F.HSchmidt,Tsingtau）负责设计与施工。现有资料中并没有提及这座住宅的设计者是谁，但克鲁森家族保存的物品中，有一幅铅笔绘制的房屋南立面草图。不过从线条和技法上来看，很可能是克鲁森本人在离开青岛后，根据回忆所绘。而地块余下的部分，则因势利导用于营造一座下沉式的私家花园。在很长时间里，这处狭长的花园也成了江苏路和龙山路透绿见花的别致街景。
据广包公司的工程相册显示，大法官的别墅在当年即建成入住。这座两层附带地下室的住宅面朝南，立面简洁、结构清晰，孟莎式复折屋顶与相邻的军需官索尔夫别墅（Villa Solf）、世昌洋行（EduardMeyer& Co.）经理的别墅如出一辙。南立面突出的山墙既强调中轴，又丰富了屋顶曲线，二层设置的外阳台则增加了立面变化和虚实对比。底部由粗面花岗石砌基并延至一层，南侧还增设一处粗面花岗石砌筑的露台，使得建筑显得坚固稳定。北立面处理为三段式中轴对称，两翼的山墙造型与南立面相呼应，主入口稍稍向内缩进，两个连续的圆拱由粗短的花岗石柱撑起。德国历史建筑学者林德（Christoph Lind，1964~）认为，大法官住宅的立面简洁严谨，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装饰的使用。这种较少的装饰，较少的拼接和“拿来主义”，适度使用阳台或游廊的风格转变，也是对德国国内建筑流行倾向的一种恰当反映。
战争爆发避难上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联合英国出动海陆军围攻青岛。军事力量的悬殊和孤立无援，也预示了德国在青岛统治时代的终结。克鲁森先让妻子和两个孩子前往黉山避难，在那里他们有一座小屋。当日本人即将占领这处位于山东腹地的德国煤矿时，他们又匆忙辗转去了上海。克鲁森则参与了德国与日本关于青岛归属的谈判，他在日本的工作经历和流利的日语对谈判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可想而知的是，谈判毫无悬念地破裂了。不久，日本就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政府立即撤走在中国领海上的军舰或解除武装，并在9月15日前将胶州湾无条件交给日本。47岁的克鲁森并没有参加那场毫无希望的城市保卫战，1914年11月，他来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并在德国驻沪总领事馆负责胶澳部和领事管辖区的工作。不久后，青岛即被日本完成占领，曾与克鲁森共事过的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成了日本人的战俘……
在上海，克鲁森的工作一直坚持到“一战”末期，由于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和英法政府的胁迫，他于1919年被遣返回国。从1920年1月1日起，克鲁森在普鲁士司法部担任司法审查委员，担任负责和平条约执行的部门领导者。同时，自1920年至1925年，他还是议会在普鲁士全权代表。1925年，克鲁森离开政府司法系统，就职于但泽自由城市（Freie StadtDanzig,今波兰格但斯克）的最高法院，他于1925年2月1日至1932年9月30日担任该市法院的院长。克鲁森在1932年退休，但仍任但泽市政府的国际法顾问。退休后，克鲁森住在斯图加特附近的小城格尔林根（Gerlingen）。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年近80岁的克鲁森仍在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为美军审判犯有战争罪行的德军士兵特别设立的法庭中担任法官，直至其1949年11月14日在格林根去世。
家族后裔向往青岛
出于对这位德租时期的大法官、法律专业、业余音乐家，及其在青岛期间生活经历的兴趣，研究者在一位德国友人的帮助下，与克鲁森的孙子沃尔夫冈·克鲁森博士（Dr.WolfgangG.Crusen）取得了联系。住在斯图加特的沃尔夫冈生于1941年，曾在柏林、海德堡和慕尼黑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并为戴姆勒-奔驰公司、两德统一设立的托管局（Treuhandanstalt），及巴登-符腾堡州的国有博彩公司等多家机构工作。自1995年退休以来，他一直在斯图加特的霍姆海恩大学担任兼职董事。沃尔夫冈出生时祖父还健在，但因为年龄太小已无任何记忆。虽然没有来过青岛，但沃尔夫冈从祖母、父亲和姑姑那里听到了许多青岛气候宜人、民风淳朴、生活惬意的回忆与往事，这也让他对祖辈曾经生活过的城市有着浓厚的兴趣。 10年前，沃尔夫冈曾让女儿来寻找曾祖建造和居住过的房子。但由于百多年间，这座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女儿最终带着遗憾无功而返。 “尽管如此，但我们家族并没有忘记青岛，因为我父亲和姑姑都出生在这里，他们曾在此生活，并存有美好的回忆……”沃尔夫冈如是说。同时，沃尔夫冈·克鲁森也与斯图加特附近的埃斯林根（Esslin－gen）的中国青岛合唱团保持着联系，这个合唱团在2014年曾应城市建设交流协会之邀，来到青岛参观交流。
大法官住宅物是人非
大法官克鲁森住宅在1914年之后，被日本驻青岛守备军据为己有，并一直由军政要员所居住。 1922年12月，青岛主权回归中国。这所住宅根据中日两国此前达成的协议，成了11处日本政府保留的不动产之一，并在随后改为了日本驻青岛领事馆总领事的官邸。从1923至1945年，相继有森安三郎（1880~1952）、堀内谦介（1886~1979）、矢田部保吉（1882~1958）、川越茂（1881~1969）、藤田荣介（1881~1940）、坂根准三（1888~1945）、西春彦（1893-1986）、田尻爱义（1896~1975）、大鹰正次郎（1892~1966）等16任总领事入住。这些如走马灯般来来往往的日本领事中，多人有着法科专业的学历背景。无形之中，也与这座昔日的德国大法官住宅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抗战胜利后，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宣布关闭，鹊巢鸠占长达31年的日本人终于卷铺盖走人。 1945年9月，原青岛保安队总队长李先良（1904~1993）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青岛市长，并成了这座住宅的新主人。 1948年7月，在此住了不到三年的李先良被免去青岛市长一职，他遂将房产转让给了中纺青岛分公司经理范澄川（1896~1995），后者于1949年3月搬入。据于英杰在《青岛解放前夕争取范澄川保护纺织厂的经过》一文所述，当时范氏居住在华山路13号，因组织中纺各厂参与中共发起的反南迁护厂运动，而受到特务组织的恐怖威胁。感觉华山路和大学路另一处住所都不安全，范即携全家老小搬进了江苏路2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苏路27号住宅交由人民政府管理使用。 1954年12月，江苏路街道办事处在此成立。 1958年11月，街道办事处迁往齐东路办公，这处饱经岁月的老建筑又归公安机关使用，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与用途。 2006年5月，江苏路27号住宅被列入青岛市第二批历史优秀建筑。
（感谢Dr.wolfgangCrusen、Hans-Joachim Schmidt、谷青、杨艳、德明礼（Dr.PhilippDemgenski）、刘逸忱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大力协助与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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