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
每年的11月14日，青岛的上空都会鸣响凄厉的警报声，响彻云霄，也响彻每一个青岛人的心扉。这个警报，穿越123年的悠悠时空，从1897年那个寒冬开始一直或明或暗、或高或低地在历史的苍穹中不曾停歇地鸣响着，尽管，在很多时候并不似今日这样非常具有仪式感和震撼力地呈现出来。
123年之前的那个警报，早已作为一起重大历史事件，载入了史册，不管是称之为“胶州湾事件”还是直呼其为“胶州警”，它所释放出的改变历史走向的巨大能量却是显而易见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接踵而来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桩桩，一件件，今天的我们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追根溯源的话，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清晰的源头之上。
我们不能忽视，123年之前的青岛，123年之前的胶州湾，分明就是一块被遽然抽掉的“牌”！正是这张“牌”的抽取，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激起的巨大涟漪，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恐怕是当时置身其间的每一个人，都始料未及的。历史，往往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拐了弯儿。
台前幕后的吹鼓手
1897年11月1日深夜，巨野教案发生。在山东南部巨野县磨盘张庄教堂中，发生命案，借宿此处的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遭到袭击，死于非命，教堂真正的主持者薛田资侥幸逃脱，捡了一条性命。此案，为早已觊觎胶州湾的德国提供了口实，成为胶州湾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此时此刻，电报在中国的配置，极大地加快了信息和情报的传递速度。偏处一隅的青岛，自从1891年（清朝光绪十七年）正式建置之后，开始了从渔村到市镇的飞跃，其显著标志之一，就是有了电报这种极具近代化意蕴的新生事物。 1893年，在杨家村（后来赫赫有名的台东邮电局附近）诞生了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早的电报房。通过手摇式莫尔斯电报机，实现了与外界的电讯联系。电线杆子也耸立在了胶州湾畔，铺设的电线可以直通当时更加繁华的胶州城。崂山脚下、黄海之滨的这方逼仄而又偏狭的土地，再也不是闭目塞听的不毛之地了。然而，一座简陋得根本就不成气候的电报房，间或滴答作响的电讯之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方乡土的整体面貌，它更多地承担着为登州镇总兵章高元所统辖的四镇清军服务的单一而单调的职能，更多的是满足上下沟通军事需要的标配，作为一种点缀、标签、符号和象征的意义远远大于其实用价值，在助力整片乡土的近代化、系统化进步方面，犹显苍白无力。相比较而言，且不说国外的柏林，就是国内的北京、上海、汉口、济南甚至胶州，电讯近代化程度，明显要高于青岛。
围绕巨野教案，无线电波在苍穹之中飞速传递，骤然之间，中国各地之间，甚至德国与中国之间，距离似乎缩短了。函电交驰中，唯有一个地方稍显冷落，那就是青岛。作为马上要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的最重要的当事者，这里依然沉浸在一片可怕的宁静之中，完全被蒙在了鼓里。当多少年之后，我们本着后人很容易滋生的一种傲然和自信来审视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对青岛主官章高元在那场风波中的表现评头论足乃至肆意贬损，却往往会忽略了，他及其手下一众官兵，偏居海角久矣，且不说无法洞悉天下大势，就连山东境内的那场引起轩然大波的涉外命案也闻所未闻，宛如聋子、瞎子一般，当一队来自异国他乡的军人突然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自己眼前之时，那种惊愕，那种慌张，那种举足失措，那种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绝望，其实正是大清帝国军人的一种正常反应。岂能以“事后诸葛亮”的心态苛求那个封闭而懵懂的前近代化语境中的活生生的人呢？
11月4日，正在汉口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最先得到了并不精准的巨野命案的线索。海靖（1850—1915）这个人，与其前任绅珂不同。如果说绅珂在对华侵略上略显“软”的话，那，他就很“硬”，始终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忠实拥趸，是对华侵略的“急先锋”和“吹鼓手”。 1896年，海靖走马上任，前往中国担任公使。他始终牢记着，出发前威廉二世跟他说的那番话，“海靖，现在我挑选你到中国去。绅珂在那里把我们的事弄得一团糟，这一切必须改变！ ”“帝国之所以要派出最好的公使和最好的海军上将，就是希望你们两位能够干出点名堂来。 ”和打鸡血、注强心针一样，海靖从皇帝那儿得到的，分明就是一股狂热、一股“使命在肩”的动力，这驱使着他从踏上那片遥远、陌生而古老的土地那一刻起，就处心积虑地谋划着为帝国开疆拓土，争取梦寐以求的“阳光下的地盘”。
德国对胶州湾、对青岛这一战略目标的锁定，绝非一朝一夕，是有一个缓慢而曲折的决策过程的。最后关头，起到加速度冲刺作用的，就是威廉二世寄予厚望的所谓“最好的公使和最好的海军上将”。如果说海靖是威廉二世眼中“最好的公使”的话，那么，那“最好的海军上将”又是谁呢？那就是曾经到青岛外围进行过抵近侦察、却因天气原因功败垂成没有登陆的德国东亚舰队司令蒂尔皮茨。这位海军上将也是在1896年夏来到中国的，出任驻泊在上海的德国东亚舰队司令，取代了前任霍夫曼的职务，霍夫曼和绅珂一样不被威廉二世看好而去职。蒂尔皮茨和海靖同样是狂热的在中国夺取一席之地的鼓吹者和谋划者，他虽然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但，对青岛的占领与统治，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回国以后，他一直担任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海军部长），力主赋予青岛这块殖民地更多的军事色彩，因此应归海军部而非殖民部管理。这位海军上将的手，一直伸得很长，即使远在柏林也没有对青岛罢手过。
1896年那个漫长而闷热的夏季，蒂尔皮茨很长时间，都待在芝罘，而不是其东亚舰队的老巢上海。为什么呢？他在等候一个人，等那个从柏林远道而来的新任驻华公使。就是在芝罘的海滩上，他和海军少校奥托·布劳恩策划了“伊尓蒂斯号”的那次“死亡之行”。7月23日，“伊尓蒂斯号”本来的目标是胶州湾，但，凌晨启锚，故意佯装前往日本的长崎，偏离航向，用英国学者诺瑞姆在《德国占据胶州》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当天黄昏时分，它绕过山东半岛东南端的海岬时，遭到台风的袭击而沉没”。风雨交加中沉没在青岛身边的“伊尓蒂斯号”，冥冥之中，就成了德国为占领这座城市而献出的祭礼。所以，占领之后，“伊尓蒂斯山”“伊尓蒂斯兵营”“伊尓蒂斯大街”等横空出世，德国是一个愿意用历史元素来命名地标的国度。
1896年8月6日，芝罘。蒂尔皮茨与海靖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他夺取和经营胶州湾的那一番狂热，遭到了初来乍到的海靖的一盆冷水兜头浇下，不是很熟悉中国情况的海靖只知道俄国对胶州湾垂涎已久，德国不必非要与俄国一争高下、一决雌雄。不过，海靖的举棋不定，丝毫没有动摇蒂尔皮茨对胶州湾的“一腔热情”。而且，正是他的坚持，才在海靖脑海中深深地打入了胶州湾这个锲子，为其日后的转变，也为两人长久的“志同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月14日，海靖正式住进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公使官邸，长袖善舞地展开了他与清朝总理衙门官员、与各国外交机构代表之间频繁而专业的交往。
历史惊人的巧合。也是在这一天，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原定的登陆青岛的计划，因天气原因而不得不搁浅了，虽然，在夏日特有的风暴潮的威胁面前，他不得不乘坐东亚舰队的那艘排水量高达7675吨的大型铁甲巡洋舰 “皇帝号”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驶离咫尺之遥的青岛了，但望远镜中足以窥视清楚青岛的靓丽身姿，更加坚定了他必欲夺之而后快的决心。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全力以赴说服帝国的决策者们不再犹疑不决、不再左顾右盼、不再举棋不定，共同将贪婪的目光聚焦到青岛这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上。
9月5日，蒂尔皮茨那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报告呈送给了威廉二世，“胶州湾冬天不结冰”的结论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年纪轻轻却又野心勃勃的君主那颗不安分的心。
紧锣密鼓的准备，在台前幕后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外交上，他亲自秘访俄国，做通了当时同样觊觎青岛、利益攸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工作；技术上，派筑港工程师弗朗裘斯潜入青岛侦察，勾画对青岛的整体设计布局；军事上，进一步加强常驻吴淞口的德国东亚舰队的力量。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就是1897年，这是一个决定青岛历史命运的特殊的年头。此时此刻，占领青岛已经毫无悬念地摆到了德国决策者们的议事日程上了。随着威廉二世主意的打定，驻华公使海靖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尤其是弗朗裘斯在华期间就住在他的官邸之中，多次彻夜长谈，多次推心置腹，海靖对他的见解深以为然，联想起蒂尔皮茨的观点，不由得对青岛这块极具潜力的“帝国飞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海靖的这一立场，对德国加快侵占青岛的步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函电交驰中露凶相
1897年夏，一个重要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奥托·冯·棣利斯（1843—1918，中文名字为棣德利）。他被德皇威廉二世任命为东亚舰队司令，取代蒂尔皮茨。出发前，威廉二世接见了这位54岁的海军少将，耳提面命，叮嘱其做好随时抢占青岛的准备。
棣德利到达中国之后，首先与海靖会面，研究并拟定了那份臭名昭著的占领青岛以后张贴的中文 《德国兵舰占据胶州告示》。据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描述：“棣利斯还咨询了补给的供应、蒸汽船的包租和上海、天津、芝罘领事馆的后勤支援的可能性问题。”细致入微到了如此地步，简直就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程度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德国朝野上下，都在坐等一个机会，一个合适的足以支持出兵的绝佳机会。
1897年，对于德国来说，曾经出现过两个可以用来做点文章、挑起事端的机会。一曰“扯袖”，2月26日，海靖指责清朝执礼大臣敬信扯了他的袖子，有违外交礼仪；一曰 “石击”，10月30日，海靖乘坐德舰“鸬鹚”号，抵达汉口，视察刚刚开辟的德国租界，顺道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结果，德国士兵遭到当地人的石块攻击，用海靖夫人在日记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决定继续待在这里，让整个事件闹大”。尤其是后者，差一点儿，就成了德国出兵青岛堂而皇之的借口了。海靖认为，此“石击”比彼“扯袖”更有说服力，更有力度，所以，赶紧与远在柏林的德国外交部、远在上海的棣德利函电交驰，密谋策划，试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晴天霹雳，巨野教案骤然发生。11月1日案发，那么，德国官方最早在何时得到消息的？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幸免于难的薛田资，首先跑到了驻鲁南的德国副主教、奥地利人福若瑟那里报告了噩耗，时任主教安治泰已经返回欧洲并不在中国，福若瑟临时主持鲁南教务。福若瑟哪敢怠慢，立即电告德国驻华公使馆，电报发出时间为11月3日。
此刻，公使海靖正在汉口。接到北京转来的电报，已经是11月4日。他敏感地意识到，人命关天，巨野教案的分量，显然远远大于“石击”事件。当即做出决定，放下“石击”事件，全力应对巨野教案，抓住不放，升级扩大，从而为德国攫取最大的侵略权益。他一面迅速向德国国内汇报，一面启程返回北京。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返程路线是“汉口—上海—烟台—天津—北京”。
安治泰几乎在同一时刻也得到了消息，急匆匆赶往柏林的德国外交部，将在中国多少年来积蓄起来的“不满”“怨气”“委屈”一股脑儿全释放了出来，要求向中国“讨说法”。
至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最早得到消息，是在11月6日。此刻，正在基尔的他，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新闻。反应相当迅速，当天便发出了两封电报。一封直接发给德国外交部：“我刚才在报纸上读到山东省内受我保护的德国天主教会突遭袭击的消息。舰队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报复此事。如果中国政府方面不立即以巨款赔偿损失，并实行追缉及严办祸首，舰队必须立刻驶往胶州占领该处现有村镇，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我现已坚决放弃我们原来过分谨慎而且被全东亚认为是软弱的政策，并决定要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并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以表示德皇不是可以随便被开玩笑的，而且和他为敌并不好玩。请立刻电复同意，俾我可立即电令海军提督。积极行动尤其是合适的，因为这样我可以对我的天主教人民包括教会全权者在内重新证明，我是关心他们幸福的，而且他们能如我的其他百姓一样得到我的保护。威廉。 ”另外一封则以皇帝侍从官法兰生的名义发给德国外交部，让其转发德国东亚舰队司令、所谓的“海军提督”棣德利少将：“关于今日的电报。皇帝陛下欲拍发下列电令给提督：‘吴淞口棣利斯提督，请立刻率领全部舰队驶往胶州，占领那边适宜的地点与村镇，并用您认为任何合适的方法勒取赎罪。极端的努力是必要的。航行目的地严格保密。威廉。 ’法兰生。 ”
威廉二世恶狠狠地发出了占领胶州湾和青岛的指令，首相何伦熙不敢怠慢，当天便给其驻华公使馆发去电报，请转尚在汉口的海靖：“请您与海军提督磋商向中国政府提出严厉的赔偿要求，同时也提出武汉事件。请电告你提出的要求。 ”
于是，11月7日，心中有了底儿的海靖，终于发出了那封著名的致清朝总理衙门的要求“伸冤”的电报，“山东南境德国传教士遭一最凶横之事”“此事全责之于中国国家”“为德国人伸冤”云云。歌舞升平之中的满清王朝，至此才知道巨野教案发生，大祸临头了。
开弓岂能有回头箭
应当说，清朝政府在处理巨野教案这个问题上始终是被动的。山东地方官府接到薛田资的报案之后，反应迟钝，似乎想捂着盖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最基层的巨野县令许廷瑞第一时间出了现场，也很快展开了“缉凶”的行动，但，整个官场都弥漫着对洋人与洋教的“排斥”心理，心底里巴不得有人出面“教训教训”这些“洋鬼子”，上至巡抚李秉衡，下至臬台毓贤，都是极端保守的势力，他们戴着这样一副“有色眼镜”来处理洋务，不出事都怪了。洋人不傻，山东官场对其并不友善的态度，他们自然感同身受了。
1897年12月27日英文版《北华捷报》在《两个德国传教士的被杀》报道中，指出：“这种武装劫掠谋杀应作何解释？能说成是纯粹的盗窃行为吗？若是那样的话，抢掠者只会对他们所要抢的东西感兴趣，而不会进行杀人的勾当，特别是无缘无故地就把人杀了，他们更不会出去再找第三个教士，因此我们不得不断定它是由仇恨激发起来的一种报复行为。但是，传教士怎么会有仇敌呢？一个教士的敌人绝不会是个人的，因为他的使命是促进中国人之间的互相热爱，对外国人的仇恨在中国是种慢性病。 ”“自从李秉衡当了山东巡抚以来，我们的处境更加变坏了。原来与欧洲人友好的官员被弃置不用，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而那些被重新起用的人又被鼓励来虐待外国人，对于教士的毁谤到处可以听到并受到鼓励，正义的呼声不被理睬，愚蠢的官员觉得自己是受号召而向教士们发出警告和告诫，其他官员相信并当着大批的听众宣扬那些关于教士们摘人们的眼睛和挖心的一些愚蠢的故事，但却一直没有人谈保护教士的事情。 ”
巨野命案的幸存者薛田资在1902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孔夫子故乡》中，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在寂静的1897年11月1日之夜，他们袭击并疯狂至极地谋害了圣洁的教士。他们也真上算，中国失去了青岛，紧接着又失去了旅顺口和威海卫等一系列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却也没有料到，他们能干出如此可恶的事情来。 ”“两位教士遇害以后，大刀会的英雄被告发为肇事者。毓贤被派到出事的地方来，再一次表演他的捕匪艺术。 ‘大刀会不会再有了’，因为毓贤已经如此向皇上报告过了，当然凶手不会是大刀会的英雄，于是他就抓了七个人，砍了两个了事。德国人开进了胶州。毓贤希望，当他抓住凶手之后，德国人就会退兵，可他们没有退。 ”
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将案件上报北京，李秉衡、毓贤之流大约就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以为将案子局限在小小的济宁乃至其下更小的兖州和巨野就可以瞒天过海了，杀几个抓来充数的替罪羊就可以让德国人一泄心头之恨了。这是颟顸、愚昧的清朝官员的一种普遍心态，能捂就捂，实在捂不住了就找替罪羊。可是，这样一种完全绝缘于近代外交的落后手腕，在早已蓄谋已久侵夺胶州湾的德国殖民者面前，完全失效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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