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鸳鸯蝴蝶”亦“反帝爱国” 五四运动中的﹃鸳鸯蝴蝶派﹄文学
□汤哲声
周瘦鹃孙婷婷绘
汤哲声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主要有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贡少芹等，活跃于清末民初。长期以来，“鸳鸯蝴蝶派”文学被视作为休闲、趣味的言情文学，与具有思想启蒙的反帝爱国性质五四运动没有什么关系。五四运动催生的只是五四文学，五四文学是将“鸳鸯蝴蝶派”文学看成是五四运动的对立面，作为封建的文学逆流加以批判。这样的观念几乎成为学术史定论。不过，只要稍稍查阅一下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就可以甄别这样的观念。“鸳鸯蝴蝶派”文学与五四运动不但很有关系，而且是五四运动的文学领域的发声者。
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此时新文学作家除了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外，中国文学界的主流是“鸳鸯蝴蝶派”文学。五四运动爆发时，“鸳鸯蝴蝶派”文学很明确地站在学生和市民的立场上，参与了这场外争主权的爱国运
动。对于五四运动，此时的《新青年》也只是在“国内新闻”中提及了一下，“鸳鸯蝴蝶派”文学则在各文学杂志上作了全面报道，并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贡少芹主编的《小说新报》是五四时期重要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杂志，五四运动发生时，有关文学作品覆盖了整部杂志。
一更一点月光洁，山东起交涉，咦呀得而哙，闹得真激烈，矮子真够无道德，实可恨呀，举动太奇特，咦呀得而哙，一味行强迫。
二更二点月正高，五四起风潮，咦呀得而哙，学生出了校，文明抵制呼声高，来检查呀，又把劣货烧，咦呀得而哙，与他绝了交。
……
五更五点月光沈，大声呼国民，咦呀得而哙，同胞快快醒，中国主权莫让人，要实行呀，誓以死力争，咦呀得而哙，民气为后盾。
叹学生遭魔劫，提此事声先明，都只为爱国热忱同心请愿团结结，一唱百和，早声嘶力竭，誓拼死忘生争交涉，不提防，势汹汹共殴枪击，惨凄凄之肢惨骨折，恨悠悠，听男啼女泣。
……
敬告同胞诸豪杰，强权究难讲公理灭，惟愿能万众一心早图自立。
除了这两篇作品之外，声援五四运动的代表作品还有《山东土地自叹》《卖国贼赋》等等。对“五四”表示支持，是此时“鸳鸯蝴蝶派”作家们一致的态度。再以周瘦鹃为例。此时的周瘦鹃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笔，从1919年的5月4日到6月3日前后，他写了10多篇有声援五四运动的杂谈。其中有两个举动值得一提，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是1915年5月9日当时日本提交中国签署的“二十一条”条约。周瘦鹃认为这是国耻日，他此时所有的文章均署名“五九生”。另一件事是1919年6月4日，为了平息五四运动，北洋政府抓捕1千多名学生。6月11日，周瘦鹃发表小说《晨钟——为北京幽囚之学子作》。他将这些学生称为中国的“晨钟”，并署名“七年前之上海民立中学学生周国贤敬识”，意在说明他与学生们站在一起。五四运动是中国全民的爱国反帝的群众运动，知识界、工商界、劳工界几乎各行各业纷纷响应，当时是“鸳鸯蝴蝶派”文学一统天下的时期，“鸳鸯蝴蝶派”文学代表着中国文学界发声势属必然。
虽是势属必然，却也是发自内心。“鸳鸯蝴蝶派”作家均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传统作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国爱族是做人的大节，是健康人格的基本体现。在清末明初以及后面的抗战中，于坚守大节等原则问题，“鸳鸯蝴蝶派”作家就从来没有含糊过。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几乎每一次面对外来的侵略，“鸳鸯蝴蝶派”作家都会发声。
五四运动的根源是1914年8月开始的日德在中国胶州湾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打仗，这是中国的国耻。当时“鸳鸯蝴蝶派”作家对此就有强烈的反应。1914年《礼拜六》第46期上，发表了剑侠纪实小说《弱国余生记》，耻辱于两个强盗在中国土地上打仗。主编王钝根为这篇小说专门加按语说：“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并宣布将51期的《礼拜六》定名为“国耻辱”专号，接着就是连载8期有关这场战争的纪实文字。1936年10月中国文艺界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包天笑、周瘦鹃在其上签名，表明的也是人格精神。
“鸳鸯蝴蝶派”文学与五四运动反帝爱国的立场完全一致，它们的分歧是在启蒙观念上。如果将个性主义的张扬看成是五四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将冲破家庭和自由恋爱看作为五四思想启蒙的两大世俗口号，“鸳鸯蝴蝶派”文学对这些观念和口号持不支持的态度。
“鸳鸯蝴蝶派”作家认为冲破家庭就是一种不孝的行为。《礼拜六》的主编王钝根专门写了一篇小说《生儿观》谈论这个问题。小说写了牛舔犊先生和马爱驹女士含辛茹苦将三个儿子养大了。两位老人因事要向三个儿子借点钱，却被拒绝，儿子的理由是“凡人生下儿女，就有教育之责，这是义务，算不得恩，况且父母生儿子的时候，并非真为了要生儿女，不过是自己娱乐罢了。却因男女生理上的关系，无意之间凑成了生儿女的结果，这哪里算的是恩呢？”作者显然是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非孝的言论进行批评。周瘦鹃挑了一个接受新教育的新学生，写了一篇孝子小说《父子》。写一个新学生叫陈克孝，品性皆好，成绩极佳，父亲脾气暴躁，经常虐待他，他都逆来顺受，最后为父亲输血而死。周瘦鹃想要说明的是即使是新学生接受新教育，也要尽孝道。
对于恋爱婚姻问题，“鸳鸯蝴蝶派”认为道德要比形式更为重要。包天笑1909年发表在《小说时报》上的小说《一缕麻》就已经表明了态度，即使是“盲婚”，只要讲道德也应该得到肯定。李定夷与徐枕亚、吴双热合称为民初言情小说创作的“三驾马车”。与徐枕亚、吴双热写悲情不同，李定夷善写婚姻。他在五四时期发表了两篇小说《伉俪福》和《自由毒》。《伉俪福》用倒叙的手法写了一对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中结婚的夫妇，如何幸福生活了10年。《自由毒》则专门写没有道德观的“自由婚姻”的可怕性。
“鸳鸯蝴蝶派”作家们持有这样的观念同样是他们坚守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的表现。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忠孝是人品，道德是根本，至于什么形式并不重要。当然在张扬个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五四新文化人士的眼中，“鸳鸯蝴蝶派”文学坚持孝道和道德婚姻则被认为是封建主义文学。在五四新文学兴起的时候，他们受到新文学作家的批判，认为是旧思想。在肯定五四启蒙主义思想的后来，他们被看作为遗老遗少，是保守主义的文学观念。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的接受和批评都具有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但是，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反思中，接受的文化和批评的文化都有很多利害得失值得推敲和辨析。“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文化坚守和价值取向的辨析既要与对中国五四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评判联系在一起，也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和国情的评判联系在一起。五四思想启蒙给中国开启了现代化之门，“科学”与“民主”的诉求给中国文化思想带来新鲜的气息，个性和人性的追求给中国的人格塑造带来了新的内涵。
五四思想启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毋容置疑。然而，如果从历史的观念看“鸳鸯蝴蝶派”所坚持的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很多积极意义和正面的社会价值还是应该肯定。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内在发生还是外来引进，若要行之有效，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的坚守、融合和发扬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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