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五四”现场
五四运动中，天安门前的集会
北大红楼（今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东交民巷
赵家楼饭店 本组摄影/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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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重访“五四”现场
“五四大街”的蓝色标牌在温煦的晨光下分外惹眼。天空湛蓝得仿佛童话书中久违的插图，天气好得出奇。一百年前的5月4日，北京的天气也是这般晴朗。“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一位当年的亲历者如是回忆道。
或许这只是历史的偶合，但选择在百年后的今天，新京报记者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一起重走当年五四运动的路线，确实更容易带入某种久违的历史感。眼前是宽阔的水泥大道上疾驰而过的汽车，衣着鲜艳的游客举起手机四处拍照，处处轻松愉悦，想象百年前的情景，脚下是尘土飞扬的灰沙土路，汽车是稀罕的物什，每次现身都值得一群孩童尾随围观。但今天早已不允许在市区出现的骡车和骆驼，倒是在那时的土路上往往而见。灰色、黑色、蓝色和白色是这座古老城市居民的主色调，即使是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北京大学的红楼门前，那些自诩得风气之先的莘莘学子的穿着，也不过在青白长衫与短黑制服之间选择而已。但比起今天空气中的轻松愉悦，那天充溢在这里的气氛，却应该是焦急而热烈的，聚集在这里的学生们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会有一场重要的活动等待着他们前去参加。
当他们聚集在这里时，或许意识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会写入历史，但却未必会想到发生在这天的事件，不仅写入历史，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直到今天，它仍然作为这个国家耳熟能详的关键词，铭记在每个国人的脑海里。因此，这座砖红色的建筑，成为了我们重走五四之路的第一站。当初，改变历史的那些人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北大红楼
五四大街29号，“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它现在的名字。抵达那里的时候，刚好是10点钟。一百年前，五四运动那份著名的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在这个时刻开始起草的。起草者罗家伦追忆他起草宣言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全然没有留意周围“人来人往，很是嘈杂”。如今，游客尚未纷至沓来，让这里暂时保住了片刻的静穆。古老，是这幢建筑给人的第一印象。
五四运动爆发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卓越的教育家，也是这所学校的灵魂人物。他所注入这所学校的新灵魂，就是“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一时间，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刘文典、黄侃、钱玄同、刘师培、辜鸿铭当世之杰，都聚拢在这所学校中，新旧思想在这里碰撞，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激荡，新文化运动由是诞育，并在这所学府影响力的推动下，从政治和文化的舞台边缘走向中心。而在这里的青年学生，也被教导不仅应当成为智识超群的学术精英，也应成为道德高尚的国民楷模。
当时有众多阴谋论萦绕在五四运动学生们的头顶，其中最大也是流行最广的一个“阴谋”，就是有一双幕后黑手在操控这场运动。恰好，那份所谓的“阴谋罪证”，也被陈列在这间展厅的架子上——一份1919年5月2日的《晨报》。这份报纸的二版头条评论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就是关键物证，而它的作者，时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的林长民就被认定为“幕后黑手”。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慷慨激昂的语言确实具有煽动性。但看完全文就会发现，通篇文章所阐述的，是一个在民众心中积压已久的不安：巴黎和会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则消息早在四月上旬情势未定时，就已经有风闻传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关于山东问题主张失败的汇报，也在5月1日就传到北京。尽管评论的最末“此皆我国民所万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诚然有鼓动民众起而运动的意味。但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民间团体向北京政府和各国使馆以及巴黎专使拍发类似内容的电文，并举行声援活动。如果五四运动没有最后火烧赵家楼的一幕，而仅仅是按前一夜各校会议上确定的计划，只是向东交民巷的使馆递交请愿书的话，那么即使它的声势再浩大，也只是这些声援运动中的一幕而已。
天安门
“天安门的杰阁巍峨，朱垣飞甍代表着祖国的庄严气象。”亲历者对五四运动时天安门的形容，用在今天也相当贴切。天安门是紫禁城的正门。皇朝时代，端坐九重宫阙中帝王的威仪纶音，即会从此门巍峨的城阙降下，宣告天下臣民。至今，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观光者，也会惊叹于它的雄伟恢弘。门前的金水桥犹如蟠龙脊背，龙头则朝向宫阙之外宽广阔达的广场。
对1919年的青年学生们来说，尽管他们的年岁都在20岁上下，但却都已经是横跨前清民国两个时代的人。庚子国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府院之争、丁巳复辟，以及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军阀混战，这些内容在今天历史教科书上不过区区几课，而对这些青年学生来说却是成长经历。当人们用形容今天青年的“年少轻狂”或“少不更事”来形容他们时，往往忽略了他们的人生阅历之曲折丰富大大超越了今天的同龄人。而那些为他们提供新思想，教导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去独立思考，并鼓励他们将激情和信念注入行动的导师和旗手们，则是当年的“80/90后”。
总而言之，那天来到天安门前的，正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所以当他们来到广场上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像一群被集体上好了发条的机器锡兵一样步伐一致、振臂齐呼，而是因一种共同的情感和信念自觉地集中起来。因此，站在广场上发表演说，举行游行的，是一个个自觉具体的个体，而不是一个被组织起来的群体。而每个人又能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公共的秩序和纪律。这也就是所谓的“文明”。这种“文明”也自然给在场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围观者沿街而立，甚至感动泣下，旁观的西方人也向学生们欢呼致意或是脱帽挥舞，表达支持。
当步军统领李长泰“附带警吏多名，乘汽车而来”要求游行学生解散时，只导致了一阵短暂的“秩序稍乱”。但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局势便平息下来。学生代表称他为“老前辈”：“他们是误会老前辈的意思，对老前辈是丝毫没有意见的，大家都是为国，我们今天也不外游街示众，使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的后盾而已。”他们一再向这位步军统领表示“我们举动是极文明的”，“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本来要解散游行的警察们，根据一位亲历者的描述，虽然“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但他们“在路上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的高喊口号明知不能禁止也倒没什么干涉。他们在以前没曾见过有这许多学生的列队游行，更没听见过这些口号，这种情形在他们的印象和感觉上当然是新鲜而强烈的”。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受到感染，“若有所思，不顾擦抹脸上的汗滴”，学生们也与他们边走边谈。
下午两点三十分，已经完成初步公开宣传和演说使命的学生们，列队前往下一个，也是计划中这次运动的最终目标，东交民巷，去递交表达学生意愿的说帖和宣言。
东交民巷
在五四的历史叙述中，东交民巷只是一个过渡段，虽然作为运动的过程必不可少，但与之后火烧赵家楼这样的标志性高潮相比，它不过是幕间休息。百年后的今天重访这里，能听到的，只有漫长午后的沉寂。这里尽管与天安门广场和正阳门城楼这样的旅游热门景点不过数步之遥，却仿佛刻意遁身在喧嚣之中，让人们忽视它曾在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但在一百年前，这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二个重要的权力中心。这里轻轻的一声咳嗽，都有可能给中国政坛造成震荡。西方各国的使团在这里筹谋对华政策，通过言辞、暗示、威胁、允诺、保证或明或暗的金钱和武器交易，以及其它难以言传的方式来左右中国的政局。在民国初年的乱世当中，尽管表面上军阀政客们争权夺利使尽解数，但背后起到关键作用的，却是外国的态度。20世纪初的一位在华英国观察家辛博森（BertramLenoxSimpson）非常敏锐地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政局派别林立，而是外国的手伸得太长，在这些派别中挑挑拣拣，却又漫不经心。当这个昔日故步自封的古老国家，终于表达出希望在国际社会中自立自主的合理愿望时，外国的手却又缩了回去，遮遮掩掩地不愿给与实质的帮助和道义上的支持。
巴黎和会中，列强对中国权益的出卖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中国人曾如此热望这一次西方列强可以主持公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包括那些知识精英和青年学生，都将期望寄托在了被认为是“世界第一好人”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身上。就像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所观察到的那样，“世界上或许没有一个地方会像中国那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寄予那么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他们信赖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关于原则的多次声明，他所说的话已经传到了中国最边远的地区。由于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儿们所作的决议，他们已陷于非常失望和幻灭的境地。我想起中国人民如何忍受这样的打击，就感到烦闷和沮丧，因为这个打击意味着毁灭他们的希望和破坏他们对国际公义的信心。”
将学生们引向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正是芮恩施所形容的“在朋友家里被人出卖”的巨大失望。因此，为了表达自己尚未完全绝灭的希望，也为了能直接与真正操控政局的幕后大佬进行直接对话，陈述自己的意愿，学生们还是选择将前往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递交陈情说帖，作为这次行动的最终目标。但现实却又让他们再一次幻灭。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芮恩施去北京西山门头沟郊游了。
假如芮恩施当时并没有前去郊游，而是留在使馆接见了那些学生，亲自从他们热情的手里接过说帖和宣言，那么发生在5月4日的这场运动，还会以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结局和影响进入历史吗？我们知道芮恩施对中国人充满友好的感情，他在回忆录中曾明确表达过这一点。他也是一位平民主义者，他还专门写了一部通识手册《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译为中文，刊印发行。而这本书的译者，正是五四运动的学生主将罗家伦。所以有理由相信，如果他在场，他肯定会亲自接见学生，倾听他们倾诉自己的失望与不满，并且会发表一场安抚学生情绪的演说。如此，达成了基本目的的学生们或许就不会因为受挫而情绪激动，将赵家楼作为他们临时起意的目标了。
赵家楼
必须承认，从东交民巷步行到赵家楼路途并不算近，需要一定的体力和精力才能走完这段路程，并且还有心力在那里把运动引向高潮。抵达赵家楼遗址的时候，它后面的巷子正在拆迁。推土机在瓦砾上挥舞着巨臂，工人们抡起锤头猛力砸墙。不过不必担心，那里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没什么东西了。京师警察厅在事件次日绘制的曹汝霖私宅图和京师检察厅被毁情形报告显示，虽然“勘得该宅系路北大门内计三院共住房五十余间……总计此次共焚毁房屋十一间”，但被毁房屋几乎都是正房，且“所有各房全部门窗、家具、什物悉被捣毁”。
一百年后的今天，这里是一家饭店。饭店仿民国风格的中西合璧大门虽然想要铺陈一种历史气氛，但雕饰繁复反而意外地有些出戏。门口的墙壁上，除了镶嵌着“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的说明牌匾之外，还有一面仿汉白玉的人物浮雕，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五四运动浮雕的缩小复制版。
火烧赵家楼的一幕，乃是五四运动的高潮。这起事件本身就充满强烈的戏剧性，而事后亲历者们众说纷纭的说法，又将其演绎成一场罗生门。第一个破窗闯入者的身份，就有不同版本。当时《晨报》上的报道，只说“初到门时，门紧闭不得入，学生欲寻曹氏质问而不得，群情愤动，势不可遏，俄顷之间，已将曹宅大门挤开”，并未提及具体是谁第一个闯入。事件次月出版的小册子《章宗祥》则说“不知何人打破临街窗户”。
不同版本的回忆，高举起不同英雄的名字，以至于让后来的研究者无从考证，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觉从中进行选择。即使是想要进行一番缜密的调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赵家楼被烧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所有的证据都已经在漫长的时空中消灭干净。京师检察厅的调查报告只写明“该学生等即在曹宅门前斯口谩骂，旋将所持白旗向曹宅院内抛掷并砸毁临街后窗，由窗洞搭肩跨入”，警察事后捕获的学生中，不乏多年后回忆破窗而入首功英雄的人，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供状中吐露那位同学的名字。尽管他们的坚定不屈导致这段历史真相可能永远都会是一个谜，但那种为保护朋友的勇气与信念毫无疑问比历史真相本身更加重要。有时，为了更大的真理得以发扬，细节的真相保持缄默，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但这样做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真理本身不能建立在谎言的地基上。那么一旦真相曝露，所谓的真理大厦也会瞬间坍塌。
带着这样的心情前往赵家楼的遗址，或许就会跟那段历史中令人遗憾的成分进行和解。事后加诸在学生身上的那些义正辞严的批评——破坏烧毁私人财产、人身伤害以及种种不理智不文明的行为，都各有成理，但那只能在事后进行反思。而反思的目的不是否认事件本身，而是尽力避免这种遗憾再次发生。
从赵家楼被捕的学生对自己短暂的监狱生活有一个共同的回忆，就是希望可以读书看报。数十年后，当赵家楼的废墟成为一座饭店时，这里也与读书产生了一种因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图书出版的黄金时代，每年举办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书商都非常青睐将这里作为吃饭请客的聚点。厨房的灶台上热油旺火，餐桌上关于新书交易和出版信息的交流热火朝天——历史仿佛就以这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轮回。
蔡元培故居
蔡元培故居是这次重走五四之路的地点中，最令人动容的一个。这种动容源于初到这里时犯的一个错误。这可能是任何初访者都会犯的错误，认为这座独门独院内带游廊的四合院，理所当然整座都是这位昔日北大校长的私宅。但里面的工作人员却微笑着摇了摇头，穿过游廊，把我们引到后院西南角，指着两间窄小的房间说：“只有这里才是蔡先生的故居，而且不是他的私宅，他只是租住在这里。”
片刻的尴尬之后，是长久的沉默。个子高的人，几乎要俯身才能钻进这间小屋里。尽管夕阳从迎面的窗户斜射进来，足以照亮窗前的书桌，但在书桌之后的其他地方，却都埋在一片冷清的阴翳里。空间如此逼仄，如果三个人同时使用这间房间，那么他们恐怕不得不贴腹而立，促膝而坐。而这就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的一校之长的居所。
尽管蔡元培本人在五月四日的运动中只是一个侧影，但却贯穿这场运动的始终。国民外交协会的叶景莘回忆说，是他得到巴黎和会失败的文件后，让同事汪大燮前往蔡元培居所，向他告知这个消息。蔡元培旋即于当晚召集学生代表于家中会议，向他们告知一切。之后，就由学生们自行在校开会讨论应对方法。也有人说，北大学生在准备前往天安门时，他在校门口拦了一下儿，说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来，但他只是做出姿态，却并非真正阻拦。而另外的回忆则称阻拦他们的是教育部派来的官员。多年后，蔡元培自述当时自己的态度，“学生中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会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如此平和，仿佛这就是他始料所及的结果。
5月4日那天晚上，蔡元培在三院大礼堂安慰了学生后，便即刻前往孙宝琦家，希望他能说服段祺瑞释放学生。但孙氏因为此事闹得太大，面有难色。于是蔡元培便“呆坐在他的会客室里，从下午九时左右起一直过了十二时以后不走”。无可奈何的孙宝琦只得劝他先回家休息，“允俟明日前去一试”。在5日下午十四校校长的联合会议中，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各校校长一致表示“学生的行动，为团体之行动，即学校之行动，决定只可归罪校长，不得罪及学生一人”。蔡元培亲自到警厅表示愿意一人抵罪，来释放被捕学生。
5月6日，在蔡元培和各校校长的努力下，警察总监吴炳湘终于同意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天清晨，蔡元培和北大各院同学和教职员工一起聚集在文科操场，迎候被捕同学归来。被释放的许德珩回忆说，“当我们出狱同学，由同学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蔡元培劝勉大家这是高兴的事，不要哭，但自己却已经簌簌泪下。
眼泪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容易被遗忘的事物，但如果没有这些真诚洒下的泪水，以及泪水过后的刚强，那历史的斑斑血污就永远无法得到人性的洁净，只能在层层积压的血污中窒息于黑暗之中。
当我们离开蔡元培故居时，已是黄昏时分。金色的夕阳送来的晚风追赶着柳絮，轻盈地飞向人群的深处。尽管你的眼睛无法追寻到它，但它就在那里，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也一样存在。
撰文/新京报特约记者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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