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青岛的人文印记（上）
1898年3月，也就是夏历戊戌年欲雪不雪的阴晦日子里，几张纸的《胶澳租借条约》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签订，大清国东北海岸线上一个叫青岛的地方，命运尘埃落定。随后，一份详细的青岛新城规划在柏林完成，胶州湾东岸几个稀落渔村开始依图造城。就此，伴随着港口、铁路、学堂、下水道、纱厂、沿海开放城市等这些意义迥异的关键词，一个魔术师一般快速崛起的现代化样板城市，被镶嵌在胶州湾畔。
1909年11月1日，招收110名学生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对这所大学，大清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开放姿态，视其毕业生等同于科考录科。德华大学学生，有幸聆听了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的一番期待——1912年9月30日下午，访问青岛的孙中山走进德华大学，在礼堂向学生发表了一段言辞恳切的演讲：“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发展初始阶段，这就意味着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使之得到完善。 ”
那一长串成就人文青岛的名字
1932年的夏天，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的闻一多曾经描述青岛说，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马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关于在蛇背上看城市的感受，两年后，作家王统照在《青岛素描》中更有独到的观察。
看见过青岛蛇一般跌宕起伏的一代知识分子，是一份很长的名单，诸如宗白华、顾随、刘次箫、梁启勋、徐崇钦、蒋丙然、高平子、王应伟、宋春舫、刘本钊、方令孺、杨筠如、胡鸣盛、游国恩、吴伯箫、台静农、艾芜、苏雪林、端木蕻良、周铭洗、谭抒真……
当年闻一多和王统照们看到的城市，后来被改变了很多。人与城市的关系，好多时候不能用时间丈量。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青岛仅仅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但对青岛来说，这却是一份挥之不去的记忆。
1930年4月，40岁的杨振声获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在展开了一系列短暂的前沿性教学改革之后，他黯然去职。站在时代潮流和大众视线的外面，杨振声的大学梦想与现实疼痛，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1930年8月，32岁的闻一多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与青岛最重要的文学联系，应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但是，诗人很快就在一片争议声中，决绝地离开了青岛，再也没有回头。 50年后，他在大学路居住的房子，被命名为“一多楼”，成了城市著名的人文纪念景观。
与有过两次搬家经历的闻一多不同，梁实秋在能远远看见“冠盖往来的饮宴之地”的鱼山路一住就是四年，直到1934年7月离开青岛，没有移动过。在他的青岛履历上，相濡以沫的宽容姿态，令人难忘。
1931年8月，沈从文经徐志摩的引荐，来到青岛，1933年夏天到北平，他一直住在福山路教师宿舍。期间，来青岛休假的巴金，也在这里住过。 1934年洪深来青岛，成为沈从文的隔壁邻居，但他们两位擦肩而过，并不曾在这条街上谋过面。
1934年9月，老舍移家青岛，就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在青岛住了三年。黄县路12号，是老舍在青岛居住的三个地方之一。因为写作《骆驼祥子》的缘故，这里在老舍一生的创作道路上，有着里程碑意义。而这份记录对青岛来说，俨然是百年不遇的礼物。重情感的青岛和青岛人，记住了老舍先生说的一句老实话：我在青岛住过三年，很喜爱它。
1929年，蔡元培踌躇满志地希望青岛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个“中心点”，随后一干知识分子精英，都曾给未来的“中心点”添过砖加过瓦。可惜一方水土未及有充分生长期，青岛“中心点”梦想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恶潮，飘散得无影无踪。 1946年赵太侔重拾旧梦，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但终究也未能找回蔡元培的旗帜。
懵懂中看百年青岛文化史，像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豆腐皮，装在一个竹筐里却互不关联。青岛文化的驳杂，一如这个城市的开端。传统中国文化之外，日耳曼文化与东洋文化涨潮一般涌上来，又退潮一般落下去，丘陵之上遗留下星罗棋布的建筑物和跌宕起伏的街道，弯弯曲曲的马路两边，槐树、法国梧桐、樱花树分别标志了城市的文化来源与脉络，也积累出城市文化性格。
敷在藤萝架下的潮湿，也许可以成为一百年青岛文化的一个象征，从里面看一个样，从外面看是另外一个样，慢慢走进去，发现前面的样子和后面的样子，都不一样。真实的青岛，恰恰就在其中，半杯残茶，仍可品出味道。 （未完待续）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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