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青岛：不甘沉落的无奈寓公
康有为被毛泽东视为与洪秀全、严复、孙中山齐名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 “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作为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代思想巨人，康有为的生平活动几乎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骨骼，其一生许多重要史迹都或多或少地与青岛相关。在遭遇了一系列政治失败之后，康有为以负傲强者的不屈本能来到青岛，寄心于海，游心于天。康有为的到来，刻下了青岛近现代文化史的一个难得的人文高度。
定居青岛“天游园”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生于广东南海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康有为之所以垂青于地处黄海之滨的青岛，完全出于集政治改革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于一身的求道者的宏大理想。
也许是巧合，中国近现代史上，在德租胶澳、戊戌变法、五四运动、青岛主权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际，康有为都与青岛发生某种逻辑关联。 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由侵占胶州湾。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写道：“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 ”面对外寇入侵，清廷却令“非奉旨不得妄动”，反对与德军交战。正在广州讲学的康有为火速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力陈事件危害。虽然康有为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这一事件却成为他在历史舞台上耸壑昂霄的因由。
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并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21条无理要求。为此，康有为致电袁世凯提出了严正谴责：“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割后，举国震惊，……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1918年“一战”甫一结束，康有为再度向当政者发出收回青岛的呼吁。1919年5月6日，康有为发出了《请诛国贼救学生电》，回应“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的历史呐喊。 13日，他在《公言报》上发表文章，颂赞五四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的救国盛举。这一时期，康有为的上书、奏疏、电文、信函等涉及青岛主权回归问题达十余次。
康有为真正对青岛产生直观的印象，是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为躲避通缉来到青岛。丁巳败局的沉重打击使康有为徒增悲怆之感，历经入世的奋斗与磨难之后，康有为在青岛见到一些辛亥革命后逃遁青岛的前清遗老。12月22日，康有为前往建于汇泉的恭王邸拜谒了政治上的故旧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是日正值冬至，溥伟按清宫旧例留康有为吃馄饨，康有为激动地写下了《丁巳冬至日游青岛并谒恭邸于会泉》一诗。
1923年6月，康有为过济南第二次到青岛，借居于早年结识的挚友、时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顾问陈干的家中。督办熊炳琦听说康有为到青，奉为上宾，予以热情接待。康有为在青岛游览观光后遂产生了长住青岛的念头，要求陈干为其物色房源以便将家眷一并搬到青岛。陈干陪同康有为四处选房，康有为看中了福山路6号（今福山支路5号）一座德式建筑，该建筑原来是德国总督副官弗莱海尔·利利恩可龙的宅第。青岛回归后，该建筑划归胶澳商埠教育会所有。此前，青岛礼贤中学学生因不满德国校监苏保志而罢课，校方开除了几十名学生。被开除的学生到督办公署交涉，要求伸张正义。鉴于这些学生无住处，在陈干的安排下，部分学生住进了这座房舍。康有为选定此屋后，陈干又将学生安置到蔡自声任校长的西镇小学。
其实，康有为的房产不算少，他在上海和杭州都有宅邸，然而他对青岛这栋寓所格外情有独钟，自觉“吾生所未有”。康有为看中此屋背山面海的位置，他在与家人的几次通信中详细描述了青岛房舍的宜居特点。尽管“屋虽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绿波，仅距百步”，“而且，风景极佳，盛暑不热”。他在7月10日的家书中毫不隐晦地说：“青岛气候甚佳，顷得一官产屋，名为租，实则同买。园极大，价极少，候数日可得。今各人住客栈极贵，候得屋，当电告，至时可来青岛，实远胜沪矣。沪无可恋。”在7月28日的家书中又说：“青岛此屋之佳，甚大，多人亦足住。”并言欲卖上海的宅子，“沪屋无用，已有人问，吾索十万”。
有资料记载，康有为由租到买的手续不甚合法。在契约签订时，新任督办高恩洪走马上任，结果康有为不得不“又增加了一万元才算归他所有”。据当时知情者称，此屋系凶宅，此前曾有几位督军住过，结果大都死于非命。擅长看风水宅相的康有为得出的结论是，此屋犯了“白虎衔尸”的格局，只要重新修整，就能逢凶化吉。为此，康有为大兴土木，着实整修了一番，建筑面积达1128平方米。康有为购得青岛寓所，即写诗将佳讯告诉家人，云：“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如荠。节楼旧日庄严地，今落吾家可隐栖。 ”康有为掩饰不住对青岛的欣幸、恋念与眷顾，他给友人方子节的信中写道：“全岛皆红瓦新楼，无一黑瓦旧宅。登山而望，近海而游，楼阁华岩，道路净静，金碧照耀，掩映于绿林之梢、碧山之间、沧波之上。朝晖初上，林中爽气袭人，徘徊海浴之场，巡行公园之路，波光云影，花气叶香，万绿青英，沁人肺腑。恐昔人之仙山楼阁亦比不及，诗文不足形容之。 ”
身为身家两危、萍踪浪迹的政治流亡者康有为，在经历了长期迁徙流离的生活后，倦游归来得到一个比较固定的住所以供隐栖，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康有为将青岛寓居命为“天游园”。据载，“天游”一词源于康有为对溥仪的崇仰。 1922年12月逊帝溥仪“大婚”时，康有为曾献一副翠玉屏风、一尊拿破仑结婚用的磁碟和一首七律贺诗，溥仪则御书“天游堂”匾额赐康有为。康有为在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函时道出“天游”的原委，“老夫既负衣带，不能救，无补于国，埋忧无地，且作天游”。
未圆青岛大学梦
寓居青岛的康有为，将对青岛山海形胜之地的心理感怀投注于兴办教育、繁荣学术文化事业之中，他是与青岛结缘最深的历史文化名人之一。
梁启超曾评价康有为说：“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1891年康有为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 1897年，康有为又在桂林讲学，培养维新志士。出于政治维新、振兴中国之目的，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曾明确指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在康有为看来，“才智之士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因此，“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革新教育的种种努力虽未臻预期，但他的许多教育主张都融入了后来的改革计划中。
1917年，康有为参与张勋拥溥仪复辟，多半原因是实现政治图谋，但也不乏他对教育的偏爱。据知情者透露，康有为希望待张勋复辟成功谋得学部主官的职位，他进京时“携所编教科书一箱同行”。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6年，他自述七至法国，八游英国，十一次出入德国。他曾徘徊于有“铁血首相”之称的俾斯麦像前，并深研德国的教育制度，他为自己的发现而慨叹：“吾之叹美德国又不在其虚理学而在其实业学也，盖凡有一政艺即立一学，故事事物物见诸实效。 ”康有为对德国的好感可能是他最后决定定居青岛，在这个有着鲜明德国文明城市兴办教育的起因。他甚至认为，“中国必须效法普鲁士建立一完整的现代学校系统”。
在康有为的一系列教育主张中，有鉴于科举取士造成士大夫的无知与偏悖，他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1897年7月，康有为在《请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折》中敦请清帝尽速设立大学堂，“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定居青岛后，康有为开始了他的大学构想。
出于振兴儒学的宏愿，康有为最初的意图是联络山东绅士筹办曲阜大学。为此，他亲赴曲阜勘察校址，得到了一处环鲁城而绕沂水、形势风景莫不佳绝的好地方，并在青岛拟好了大学章程。由于“曲阜大学工程宏大，成须累年，故欲就青岛先开预科”。也许当年瞻仰俾斯麦雕像时受到某种暗示，康有为看上了离家不远的万年兵营，即德租时期遗留的俾斯麦兵营。康有为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吾拟开一所大学于此，就近将得万年兵营为之。扶杖看云之暇，与天下英才讲学而教之，实为乐事。 ”然而，康有为开办青岛大学的计划，却因当地督办高恩洪捷足先登而搁浅。1924年5月，胶澳商埠公署成立了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处，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等24名国内知名学者被聘为名誉董事，一所由中国人开办的新型大学终于在青岛诞生。康有为在青办学的计划落了空，但他仍不死心。 1925年7月，康有为在复皖系势力人物靳云鹏的信中再三叮嘱：“大学之事，幸望留意。 ”
1926年3月，康有为带着青岛办学的未成夙愿，在上海愚园路设天游学院，其名号仍沿用“天游”二字。天游学院所揭橥之宗旨是：“致师弟之亲，研究天地人物之学，为天下国家之用。”康有为自任院长兼主讲，他为天游学院设置了四门功课：义理、考据、经世和文学。他所列的科目虽以中国文化为宗，但讲述每每旁及西方政治、经济、哲学，也谈佛学，并结合时事。他要求学生对所学功课要写札记，精博并重；阅读经典须记心得，泛泛浏览仅记书目及概略印象。每有疑问，他定期分班召见，逐条解答。每半月作文一次，求达意，不求辞藻。天游学院的讲室内悬有联云：“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知周乎万物，仁育乎群生。”据其弟子任启圣称，垂暮之年的康有为“志大言大，好高骛远。晚年讲学，常有盛气”。从万木草堂走到天游学院的康有为，虽落枯鱼病鹤之境，但一仍教育家、人文先驱的热忱、执着与肝胆。
给青岛一个文化维度
青岛坊间多认为，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崇尚博物馆传承文明与开启民智的功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将倡办博物馆作为新政之一，得到光绪帝的首肯。流亡海外时，他以行家的眼力购买了不少珍贵文物。在青岛，康有为利用比较宽绰的宅居条件，加之1924年恭亲王溥伟离青时赠予的家具什物，办起了一个实验性的私人博物馆。康有为多次开设古董与艺术品展览会，展出自己收藏的海外文物及中国古代的字画、瓷器、佛像等。他采用近代博物馆布展方式，并加文字说明，此举吸引了不少游人，慕名而来不惜巨资购买展品的人着实不少。康有为喜欢藏书，自称逾33万卷，部分系祖传，多半皆自己搜集。他曾多次委托陈干到香港、上海等地为他收购图书。康有为的藏书包括经、史、子、集，不拘一格，也乐意在书上写题跋。因想长居青岛，青岛寓所修葺后，部分藏书也运抵青岛，康有为称得上近代青岛的藏书大家。
康有为在青岛留下了许多书法作品。据行家评价，康有为的书法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冶之，世称“康体”。李泰棻在《新著中国近百年史》一书纵论清代书法家时说：“康有为初不以书名，近其片缣尺楮颇为世珍。其意略似郑板桥，以隶篆法为行草，著《广艺舟双楫》，详评碑帖，颇中肯綮。然有清书法，至有为而结局，后无来者，诚可忧也。 ”康有为不主张临帖，而是注重研究、学习碑刻的书法艺术，他十分推崇平度天柱山魏碑郑文公碑的书风。这也使得康有为的书法作品初看起来不甚“恬美”，而是充满了北碑刚劲的“古拙”之风。
当然，康有为给青岛刻下的最重要的文化维度，是将1921年9月成立于山东泰安的万国道德会总会迁到了青岛。近代中国“中体西用”之风使康有为平添了华夏传统文明将被西方耶教文明取代的危机感，因此他疾呼孔教立国，并自称是“儒教的马丁·路德”。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就成立了一个“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圣学会，他甚至宣称：中国人如不拜孔子，则留此膝何用？ 1912年，康有为授意弟子陈焕章到上海联系发起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旨。万国道德会总会成立时，推“衍圣公”孔德成为会长，康有为与美国李佳白博士为副会长。但孔氏家族以孔德成年幼推辞，复举康有为任会长。康有为曾有三次当选孔教会会长的经历，任万国道德会总会会长自然胜任愉快。
在青岛认识康有为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发现康有为“以基督教教会的模式组建孔教会，但这个过程并不走运”，而且康有为是寓青遗老中的另类。康有为虽然数次到卫礼贤那里，与“持保皇观点的前官员讨论时局”，但康有为非常孤独，少有同路人。 1924年卫礼贤回国之前，康有为亲自送他几本书，其中有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卫礼贤称这些书是对传统中国惊世骇俗的“革命著作”，尤其1919年出版的《大同书》可谓“最革命的书”。卫礼贤难以想象的是，康有为“根本不可能和任何社会主义者，或是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有丝毫接触”，但他的《大同书》却以国际社会为对象，“构建一种建立人类社会的独立理论”。卫礼贤暗自揣度：康有为“是一个严谨的叛逆者，虽然他的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有相似之处，但他依然把他的这些思想当秘密保护着，因为他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卫礼贤充满深情地说：“临别时，这位老人给我的良好祝愿，将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
葬身青岛的事后事
康有为想在青岛山海形胜之地颐养天年，但是一切似乎笼罩在悲凉的海雾之中，充满了宿命感。他竟然早已在岛上为自己选好了墓穴，最终把尸骨埋在了青岛。
1923年康有为曾游西北，经洛阳，进函谷，渡渭水，吊汉陵，到达青岛后，以善观风水的堪舆家自命。康有为认为自己是一粒“糠”，他的墓穴必须躲进天下无敌的大象耳朵（象耳山）里才能获得安宁。据康有为在青岛结识的挚友李可良称，康常约他到处看风水，最后在李村南一个小山上看到一块风水地，便嘱“代为设法购买，最后由一个同事替他用40元的代价买妥”。
1927年3月8日（农历二月初五）是康有为虚龄70岁寿辰。他原本打算在济南祝寿，后改为在上海摆宴。3月7日，门人“徐良由津抵沪，赍到皇上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一幅，玉如意一柄”。康有为“感慨万分”，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以帝国贤臣的名义写了1181字的 《谢恩折》。未写数行，他便痛哭流涕，写完后告诉家人说：“吾事毕矣！吾事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 ”声言将溥仪所赐之物“付子孙传后世，永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此时，北伐军正浩荡北进，浙江省省长张静江以康有为“保皇余孽，占据公产”为名，查封了康在杭州的别墅。面对纷杂多变的局势，康有为于3月15日乘船离沪返回青岛。据康氏亲属麦仲华称，离开上海时，康有为“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三昼夜不稍息”。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也说：康有为“临行，巡视园中殆遍，且曰：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
康有为是否预感他将不久于人世？康有为去世前常夜观天象，最后的结论总是“完了！完了！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在英记酒楼赴一位同乡所设的宴会时饮了一杯橙汁，“未终席，腹大疼，急舁归”。3月31日，康有为带着一腔未酬宏愿撒手人寰，据悉他死时“七窍出血，尸体不僵”。康有为猝死青岛的原因众说纷纭。熟识康有为的李可良认为，“是国民革命军的胜利短促了他的寿命”；刘海粟则认为，康有为“志不得酬，郁郁终于青岛”。闻得噩耗，远在德国的卫礼贤撰文悼念，称赞康有为 “是一位改革者，一位友善的老人……但没有人会料到，在这张微笑的白发苍苍的面孔，后来有怎样一座火山在怒吼”“若不任性而为，他本可成为现代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随着他的去世，最后一个伟大的君主主义者永远离开了我们”。
康有为死后葬于其生前自择的李村东南象耳山墓地。出殡那天，康门眷属皆身着孝服，脚穿草鞋，为康有为送葬。安葬之后，康氏子女将草鞋扔掉，光脚走回家，以表孝意。 1929年，举人出身时任胶澳公署秘书长的吕振文自撰自书一墓碑立于康有为坟前。 1943年11月，万国道德会联合康氏后人举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公祭典礼。“文革”期间，康有为被视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其墓穴被青岛某校的“红卫兵”破坏。多年后，台湾学者李敖将这一事件写进他的《北京法源寺》。 1984年12月，青岛市人民政府将康有为在青岛的定居地福山支路5号正式命名为 “康有为故居”。因康墓原址已修道路，几经选择并经康氏家属同意，重建墓葬于浮山西麓之茅岭，背山面海，立花岗石碑，正面刻有“康有为先生之墓”七个金色大字。1985年10月，康有为迁葬仪式时，康有为的弟子、时年90岁高龄的刘海粟，将缎带写有“献给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康南海老师”的花篮敬献于康有为墓前。刘海粟重撰并书墓志铭，盛赞康有为“文章功业，彪炳千载”。
事实上，对于青岛，康有为的意义远未参透，始终处于“半拉子”状态，有学者将康有为民国初年时期（1913—1927年）的研究称为“康有为研究的一片荒原”。李泽厚在香港谈起康有为时说：“作为思想家的康有为，他却仍有崇高地位。回顾百年以来，在观念原创性之强之早，思想构造之系统完整，对当时影响之巨大，以及开整个时代风气等各个方面，康都远非严复、梁启超或其他人所可比拟。他与现代保守主义思想源头的张之洞、激进主义思想源头的谭嗣同，鼎足而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至今具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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