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二三事

李 燕

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四十年之于我，是从呱呱坠地的婴孩到如今不惑之年的成长；四十年之于胶州，是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到高楼大厦汽车遍地的巨变。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不禁回想起小时候的那些日子。

一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会说这些童谣的时候，我还不懂得它是什么意思，等我慢慢懂了，心里就开始犯嘀咕：“尽逗小孩子玩，这些东西见都没见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说实现也很快，1985年左右，村里就通电了，逐渐地，开始有几家富裕点的家庭买了电视机，那时候看电视比现在村里看电影的人都多，一百多户的小村子，几乎全村的人都集中到人家院子里去看。那是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放在院子靠窗的一张桌子上，从窗户引出一根电线，为这个神奇的玩意儿提供电源。

那时我8岁，演的是《康德第一保镖传奇》，我根本看不明白剧情，其实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剧情也根本不重要，我们就是去看热闹的，一吃完晚饭，什么事也顾不上，三五个小伙伴喊在一起，满大街地疯，疯够了，带个小板凳，聚到人家院子里等着看电视。

过了两三年，买电视的人家多起来了，可是用电又紧张了，有电视也白搭，整年没有电，照明都保障不了，煤油灯都重新拿出来了，何况电视呢？我记得父亲把电视机重新装回盒子里，一放就是两三年。那时最盼望的就是谁家结婚娶媳妇，每到那时，人家总会找人托关系要一晚上电，全村人都会跟着沾光，用一晚上电灯。

二

说来也巧，童年时期，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发小的亲戚家和我家的亲戚在一个村，我姑和她姑一个村，我姨和她姥姥家一个村，所以正月走亲戚拜年我们也总是一起去，一起回。

从七八岁会骑自行车开始，我们就结伴走亲戚。记不清哪一年了，也是正月里拜年，我们去里岔镇刘家小庄村——我去我姨家，她去她姥姥家。

那天天气很好，早晨虽冷，我们骑自行车很快就到了。道路不怎么好，尤其是靠近村庄的半里路都是生产路，有不少雪后压出的车辙，但是对十几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全算练车技了。

冬日暖阳，非常舒服，晒得屋后的残雪都化了。我们这两个小客人都吃饱喝足也玩够了，相约往回走。起初心情非常好，还商量着怎么赛赛车速。谁知道刚出了村，过了村西的那条小河，走上那条有车辙的生产路时，我们两个都懵了——路上的冰化透了，当自行车一头扎进那条小道上，车轮子立即被稀黏的黄泥粘住了，无论你怎么用力也别想骑过去。无奈之下，我们只能下车推着走，过年刚买的新衣服、新鞋子全粘满了泥，也顾不得心痛了，车轮子被黄泥塞得满满的，不得已停下来，好不容易从旁边的麦地里找根不怎么结实的玉米秸秆，把黄泥戳下来，其实也戳不干净，只是戳得透点气，车轮子能转了而已。可是刚走两步又转不动了……

最终，我们两个都是哭着、扛着自行车从那条泥泞的小路上走出来的。

三

我的童年，没什么玩具，那个年代，大孩子有大孩子干的活儿，小孩子有小孩子干的活儿。

大人洗衣服的时候，小孩子跟着到河边、湾沿，大人洗大件，小孩洗小件；麦收的时候，大人割麦子、铡场、打场，小孩子干不了那种活儿，就得拣草、捡麦穗。十几岁以后，家里的家务活和地里的农活几乎全都能干了。

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我学会了自己赶着牛犁地。

那时候，收了麦子一般都是种玉米的。因为气温高、雨水充沛，庄稼长得快，草长得更快，几天不除就长得满地都是，农村人，看到谁家的地里有草，都会笑话人家草长得比庄稼还高。

锄草可是一种苦差事，因为麦子是用小型收割机割的，留在地里的秸秆有二三十厘米高，想锄到草，得把麦茬也一起锄掉，真的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不仅是汗，还有满手的血泡，浑身的痛。难怪城市化进程慢、经济落后的村里的孩子学习格外刻苦——都是干够了地里的农活，想靠上学谋个更好的出路，最起码我当初就是这么想的。

为了避免趴在地里锄草的辛苦，父亲会把牛套上，先用犁把麦茬犁出来，顺便也能用翻出来的新土把野草压死。不过这又是个技术活，既要犁出麦茬、压住疯长的野草，还不能破坏庄稼的根系。

父亲在镇办企业上班，农活只能靠下班后的那一点时间去干。那一年雨水多，眼看满地的野草要成气候了，也犁不过来。父亲就教着我套上牛，在他一声声“不要紧，不要紧”的鼓励声中，我扶着犁下地了。

赶集路过地头的路人看到小姑娘使牛犁地，都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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