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甘肃的墨之缘
于右任墨迹
靖远人张尚瀛曾于1943年在兰州东城壕古董废籍中“捡漏”得到于右任先生写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手书的手令墨迹一帧，这帧写在宣纸上的手令，长4.1寸，宽6.2寸，但品相不尽如人意，墨迹上有裂缝。这帧手令是时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写给当时各部队的，文中号召：“时间无停止！革命无停止！”这个故事就记载于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陇史掇遗》一书中。这帧手令怎么会自陕西流入甘肃，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于右任先生确与甘肃渊源颇深，他曾多次到过甘肃，并留下了诸多墨迹。
于右任先生与甘肃颇有渊源，他1879年生于陕西三原县，母亲是甘肃静宁人。清同治九年（1870年），甘肃静宁一带发生大旱，于右任的母亲随家人一路逃荒到陕西，后嫁给于右任的父亲于宝文。1941年秋，于右任从重庆到西北考查，10月2日，他乘车从西安出发，假道静宁探寻“外家”。当时的静宁县城一时锣鼓喧天，欢迎于右任的到来。人们纷纷拿着宣纸请这位做了大官的“外甥”娃写字，当时于右任盛情难却，一连写了数刀宣纸，静宁县城一时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局面。所以至今，静宁县还留传下较多的
于右任墨迹
。1999年5月，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8开精装本的《于右任静宁墨迹选》。于右任到兰州后，在忠烈祠广场（今市政大坡附近）演讲时，操着一口陕西话说：“陕西是我大（父亲），甘肃是我妈，我是大西北的儿子，是中国的儿子，我忘不了父生母育之恩。”铿锵有力的话语感人至深。
在兰州，于右任还游览了兰州以东的兴隆山，于右任曾数次感叹：“好一个锦秀河山！”后来他拜谒了因抗战暂厝于此的成吉思汗灵榇，观看了成吉思汗使用的戈矛等遗物。可是当时正值全民抗战，联想大好的山河正遭日寇的践踏。于右任有感而发，作了《越调·天净沙》：“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曾与于右任会谈，因毛与于皆深谙诗词之妙，故谈兴甚欢，毛主席称赞这首小令末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也。”
于右任与甘肃还有一个渊源就是，他的老师刘古愚先生曾任甘肃高等学堂（今兰州一中）的第一任总教习。于右任的书法之所以名满天下，这与他幼年时所打下的扎实的“童子功”分不开。刘先生一生有两个值得骄傲的学生，一个是于右任，另一个就是后来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张季鸾。1902年，刘古愚受到陕甘总督崧蕃的邀请，来到兰州出任甘肃高等学堂的第一任总教习，他聘请教员，购置教材，后来因过度疲劳，积劳成疾病逝于兰州。于右任曾撰文回忆刘古愚先生：“咸阳刘古愚先生（光蕡），为经学家之领袖……刘先生治西汉今文之学，精四通（通典、通志、文学通考、资治通鉴），兼长历算，为味经书院山长，曾刻经史甚多，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目。”
于右任和甘肃最值得称赞和感人的渊源就是他将自己收藏的碑帖拓片捐献给了西北民族大学。于右任先生酷爱书法艺术，所以他多是从书法的角度进行碑帖的收藏。先生一生节俭，但是如遇名碑佳帖，却毫不吝惜钱财。上世纪30年代，他从一位洛阳古董商手中花4000银元购买了《熹平石经》残碑石。当时他看到中原地区石刻墓志及其拓片大量流失，于时又花巨款从一些古董商手中陆续购买出土的古代墓志近300方，因其中有7对北魏贵族夫妇的墓志，故将自己的住室命名为“鸳鸯七志斋”。后来他将自己收藏的碑志捐献给碑林博物馆。
建国之初，为培养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建设人才，彭德怀着手在兰州肇建全国第一所民族学院(即今西北民族大学)，建院之初，图书资料极为匮乏，首任院长汪锋和于右任女婿屈武借西安开会之便，动员陕西的社会贤达向西北民族学院捐赠图书。就这样藏于西安于右任故宅中的1960余种金石拓片，以及少量于右任的手稿和关中名流的稿本和手札都捐献给了西北民大。这些碑帖中以唐时期的墓志铭拓片为最多，数量达到了1000多种。此外还有秦朝丞相李斯书写的残碑拓片，异常珍贵。在这些拓片中有一幅名为《棉花图》的木版拓片也异常少见，这件拓片并非常见的墨黑色和朱砂红色，而是极为少见的蓝色，拓片上还有乾隆皇帝的题词。如今这些于右任先生捐赠的拓片，已成为该馆镇馆之宝。
于右任精书法，早在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他满带“碑味”的行草书，可以说是风格独具了。尤其是行书，中宫紧促，而结构多变。在一种看上去十分随便不经意的把握之中，获得一种奇绝的、从容大气的效果。中年后于右任开始转而专攻草书，风格多变，取各家之精华，自成一派，被誉为“当代草圣”。于右任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他基本上写的是不相连属的今草，但他的草书是由章草入今草的，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不时可以见到章草的笔法。在用笔方面，几乎笔笔中锋，精气内蓄，墨酣力足，给人以饱满浑厚的感觉。
如今站在于右任先生书法真迹前，我们在品评他创立的“标准草书”给人以巨大震撼的同时，更应透过墨迹之后，感受到他淡泊人生、俭朴自敛的高尚品格。于右任曾对人说：“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而这两枚印章，一枚即是其在书法作品上常用的“右任”，另一枚则是“关中于氏”。特别是“右任”这枚印章，对于后人们对其书法真伪的鉴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与时下流传的一些“写字的人”将“印信”交与内人保管，若要在自己写的字上盖章，则要一手交钱一手钤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于老的作品亮相于一个个拍卖会，而且价格逐年增长。而那些由夫人盖章的书家，只会徒留下遗笑千年的笑柄。
当然，综观于右任先生的一生，似乎更有着丝丝悲情元素。到了晚年，在台湾的他常思念祖国大陆。作为书法家和诗人，于右任先生可称得上是一代开山立派的大师，可是偏偏他又跻身政治，这样“山之上，国有殇”的心声就不能不使人扼腕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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