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聚焦】本期聚聚:今后谁来种地?
【三农聚焦】本期聚聚:今后谁来种地?
今后,谁来种地?在我们惯常的思维中,这个问题总会被当做杞人之忧。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怎么会没有人来种地呢?因此,今后,谁来种地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现实总比想象要骨感许多。随着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早已不满足于自己“一亩三分地”上的微薄收获,转而进入城市,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他们的后代,在城市中长大,耳濡目染的不再是父母在田间的劳作,而是城市的高楼大厦与轰鸣的机器。对他们来说,城市,才是实现自己梦想的舞台,至于农村,早已淡化成为一个代表故乡的符号了。
就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种地的主力军成为仍然留守于乡间的老人、妇女。新生代农民早已对农活极端陌生了。那么,长此以往,再过若干年后,谁来种地?谁会种地?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农业后继乏人将日益严重。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青壮年劳动力缺失
静宁县司桥乡庙咀村,是一个距县城仅12公里的村子,全村有148户665人,规模不算小。种植果、蔬,饲养鸡、牛是这里农民的主导产业。但是,就在这个看似殷实、人口众多的村子里,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我今年53岁了,是全村最年轻的劳动力。在村里,种地的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年轻人要么上学走了,要么进城打工、经商去了。他们对种地一点兴趣都没有。”村民高志科略带伤感地说。
在庙咀村,留守家园的主要是老人与妇女,他们也是全村务农的主力。其中,老人所占比例达到全部务农人口的60%。
其实,庙咀村只是全国农村的一个缩影。由于大量青壮年男子通过上学、务工、经商“跳出农门”,仍在田间劳作的,就成为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妇女、孩子和残障人士。他们被戏称为“386199部队”。也正是他们,目前已成为甘肃省乃至我国务农的主力。而且,同老龄化一并出现的还有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化和低文化程度化。
“我今年62岁了,老伴也58岁了,全家有10亩果园,10亩地,全是我们老两口来种。我们现在还干得动,不过要再过几年,恐怕就真没体力干农活了。那时候这些地可咋办?”谈及自己的地,村民邵国政有点犯愁。
邵国政有两个儿子,老大是技术员,修路的;老二就在县城打零工。他们的地有的荒了,有的就包给别人种。
由于务农者出现断层,土地撂荒在全国农村都不少见。目前,仅庙咀村,就有30%的土地撂荒。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看着那些耕地撂荒,我心疼啊!要知道,一片地荒了,要是再复垦,就太难了。”高志科痛心地说道。
种田人都到哪去了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极为普遍,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农业耕地撂荒现象突出,是甘肃省乃至全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随着“用工荒”之后,“农民荒”已成为又一个人力资源紧缺的现实。
那么,种田人都到哪去了?
“打工呗,上学呗,反正是不愿在农村当农民了。”面对这个问题,高志科给出了答案。
在庙咀,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已成为他们的首选。
“我那个小儿子今年想开个商店,我就搞不明白,家里有地啊,干嘛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城里开店?做生意有赚就有赔,种地来得多踏实。有地为啥不种?”邵国政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专程到县城的商店里去问开店的人们。因为,在他眼里种地才是农民的正当营生。
不过,得到的答案很令邵国政沮丧。
“人家一个小卖部,一年下来,至少五六万元进账,可我家有10亩地,一年下来,纯收入才一万元。”邵国政说出了答案。
“农业收入还是低啊!”高志科叹道。
“我在地里苦一年,去种子、化肥、农药、地膜成本,也就收入三四万元,这还不算我自己投入的劳力。可我姑娘、儿子在城里打工,一年下来少说也有五六万元收入,这钱挣得比种地轻松不说,还不用担心农产品卖难、病虫害的风险。难怪现在年轻人对种地都没什么兴趣。”听了邵国政介绍的情况,高志科也算了一笔账。
农业收入低下、风险高、劳动量大的特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据统计,去年,甘肃省共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458.8万人,占到全省农民总数的近25%,有75%的农村家庭输转了劳动力。全国已有超过2.6亿的农村劳动力,走进了城市。
不可否认,务工收入为改善农民生活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此长彼消,农民的农业收入正在逐步弱化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农业收入对不少农户而言正在变成“副业”。
农村劳动力走进城市,不仅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由此导致的农业人口断层甚至“农民荒”也相应存在着,并日益严峻。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亟须求解。
“农民荒”问题求解
农村富余劳动力输转是不可逆的趋势,也是加快城镇化进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但由此产生的问题,却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息息相关。如何处理好个中关系,才能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总会有办法的,现在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步。”司桥乡在庙咀村包村干部张瑞欣说。
“总会有愿意种地的人的,通过土地流转,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土地,就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张瑞欣接着说。
“现在的问题不光是有没有人种地的问题,还包括有没有人会种地。”听了张瑞欣的说法,高志科反驳道。
“我孙子在县城上学,别说地里的农活了,就是地里都种了啥,都不一定全能分清楚。”高志科说。
目前,最令老一辈农民担忧的就是“80后”“90后”农民对农业的陌生。
“不管谁种地,总得有人手吧,总得有人会吧,可现在大人上城里打工,没几年就把娃娃也接走了,他们长大后能了解农村?能懂种地?还能回农村吗?”邵国政接茬说。
的确,土地产出率低、种田成本高、风险大,付出的艰辛难以与收获相提并论,正使得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与农村、农业渐行渐远。
“所以就要用科技改造农业,提高土地的价值,让农产品价格与农民付出成正比,用专业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这样才能让农民看到希望,也才能吸引更多的人为农业投入。”张瑞欣答道。
“不光这样,惠农资金要让真正种地的人得到实惠。现在好多人把地包给别人,自己出去打工,却还拿着国家给的补贴,可包地的人却拿不到,这不公平。这个问题能解决,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就能提高不少。”高志科回应道。
“还要加强农民的保障,现在农民就愁生病、养老、娃娃上学,这三件事能解决好,农民就能和城里人一样有保障了,家庭农场也才能搞起来,才能吸引城里人也来种地。”张瑞欣说。
为“农民荒”求解的讨论热烈而富有智慧,也道出了普通农民的心声。其实,农民所说、所盼、所忧的,正是当前甘肃省乃至我国农村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而他们给出的解决之道,也正是破解当前农业生产劳动力缺乏问题的有效途径。倾听农民的呼声,将之落到实处,并用政策保障、用制度规范,农业劳动力断层就会逐步得到弥补,“谁来种地”这样的问题也就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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