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春深更著花
老树春深更著花
——访《社祭者》摄影集作者孙廷永
□本报记者李利军
已经过去的2013年,对孙廷永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不仅因为他已跨入古稀之年,对生命的体验和认知被又一次注入了新内涵,更在于他以新近出版的大型摄影集《社祭者》,不动声色地向世人宣布,自己在摄影艺术的探索上已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初识孙廷永,还是在十余年前。一件摄影爱好者惯常穿的上面缀满大大小小口袋的马甲,胸前挂一台单反机,口袋中装一台袖珍照相机,血脉中山东大汉的豪放和在大西北生活几十年中历练出的阳刚中融合的浑然天成的儒雅,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展露出的博学,盈满和善笑意写满真诚的脸庞坦荡荡示于周遭朋友的亲切,出于天性的乐善好施急公好义古道热肠,还有那风格各异无法不叫人击节赞赏的精美摄影作品,这样的孙廷永,只要打一回交道,想叫人忘却他,想叫人不发自内心尊敬和爱戴他,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1943年农历十月初三,孙廷永出生在山东莱州三山岛镇西由村。作为“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山东人的后裔,小时候的孙廷永,也许对自己的人生有过精心的设计,但有两点绝对是他没有料到的:其一是他会于1956年随母亲投奔远在东北沈阳经营餐饮业的父亲,在沈阳完成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又于1962年随母亲千里迢迢到甘肃的平凉市探亲并最终定居平凉,少小离家颠沛流离大半个中国；其二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拥有了一台华山牌135相机后,不经意间与摄影结缘,历40多年的探索和打拼,凭卓尔不群的摄影风格、匠心独具的摄影视角、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屡夺大奖的摄影成果,不仅蜚声摄影界,而且确立了自己在平凉、甘肃以至中国摄影界不可小觑的地位。人一生的命运,虽说是操纵在自己手中,但这种操纵其实与人的经见、自我修炼中学养的积淀、人生观价值观逐步确立定位、对人生目标的不断抉择和完善有着难以撇清的因果关系。对孙廷永而言,这种“因”就是他年少时对于学识的渴望、颠沛流离中对社会的认识体悟、对于理想的追逐中自我人文情怀的形成等等的一种独特体验,缘于此,虽然他在平凉生活的50余年间,从1963年参加工作起,当过平凉购销站的采购,被单位派往驻天津、北京办事处当办事员,当过汽车驾驶员,担任过平凉市汽车运输公司副经理、工会主席,办过驾校,当过驾校校长,人生也很有些五彩缤纷的况味,但真正与之相匹配的最有分量的“果”,则是他的摄影艺术、他的精美的摄影作品。
自打从1968年起摆弄在当时属奢侈品的那台华山牌135相机,孙廷永对摄影艺术的钟爱之情与日俱增,摄影已成为了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摸索,具备了摄影的初步基础后,1982年春季,他虔诚地拜中国著名摄影家、平凉市群艺馆高级馆员毛地先生为师,迈开了向更为专业的摄影奥堂前进的步子。有了名师的指点迷津,加上他的勤奋和极好的悟性,短短几年,他的摄影水平得到飞速提高。1984年11月,他的作品《蚕乡春早》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甘肃分会举办的庆祝建国35周年甘肃省摄影艺术展览中摘得铜牌,由此他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1月,作品《崆峒积雪》获甘肃省第十五届摄影艺术作品展三等奖；2001年7月,他在平凉市成功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8月,38幅作品受邀参加在上海市徐汇区文化艺术节上展出的“西北风情摄影展”,并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2002年5月,他荣获平凉市崆峒文学艺术奖成就奖；2007年9月,作品《静宁县城路口沙尘暴之后》获第二十二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优秀作品奖；2008年1月,他的第一本摄影作品集《崆峒风光》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8月,他又获平凉市第二届崆峒文艺奖成就奖；2010年7月,作品《地坑院上结良缘》入选上海第十届国际摄影艺术展,12月,作品《丰年》获甘肃省第十七届摄影艺术展银奖,作品《地坑院上结良缘》获甘肃省第二届“奔马奖”二等奖；2012年10月,作品《贺新春》、《建设中的西平铁路》在甘肃省第十八届摄影作品展中入选,同月“社祭者”影展应邀在“第四届中国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展出并获优秀摄影师奖。与他对摄影事业的全身心投入有关涉的,是他在1991年6月当选为平凉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后,长达数十年间对基层摄影组织工作和普及提高工作的投入,对摄影艺术的后起之秀的发现和培养的不遗余力。在他和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影响和带动下,平凉的摄影事业步入了鼎盛期,加入各级摄影家协会会员的等次、会员参加各种摄影大赛作品的数量和获奖的等次、平凉市摄影家队伍在全国全省的影响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这其中,孙廷永功不可没。
大半生与光圈、焦距、角度、构图打交道的孙廷永,虽然作品屡屡登上大雅之堂摘得各种奖项,风光照、人物照的摄影水平在圈内圈外广受好评,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思想有多远,路就能走多远,他一直思谋着能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属于自己书写的那一笔。最终,他将冲刺的目标确定在用浓郁的文化情结关注黄土高原的农耕文化、用照相机的镜头忠实记录原生态村落文化和社祭形态上。那还是在1999年的腊月,一个影友喊他去采风,他们结伴走走停停,偶然间走进了一个群山环抱的山沟,山沟里那荒凉、萧索、封闭、贫瘠的山村有着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这是一个只有一百多年村庄史的有点原始遗风的山村,山上的树木在乱砍滥伐中被糟蹋殆尽,住在石头砌筑的破房子里的村民,既要承受生活的清苦,还要承受各种自然灾害和野兽的侵扰,虽然如此,那淳朴的民风、村民们对外人的友善、人与人之间的不掺杂世俗功利色彩的坦诚和睦,让孙廷永震撼了,比之山外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挖空心思追腥逐臭追名逐利而群体性对真善美的漠视对清纯和美境界的远离如此这般可怕的世相,这里不啻是一方未被污染的人间净土,加之他们进去时正赶上村子里闹社火,三十多户人家自己给自己演社火,由脸上涂上墨汁、拆下被面裹在身上当战袍、骑上家里的骡马披挂上阵的一群七长八短的村民组成的社火队,祭神、挨家挨户演社火演得不亦乐乎,对他们来说,欢乐就那么简单,生活就那么容易满足,一瞬间,孙廷永有了醍醐灌顶的顿悟,他一直以来思谋的东西终于有了落脚点,无意中他找到了自己摄影创作的母题:社祭。随后的几天里,他自掏几百元钱打发人出山,去县城买了油彩,让演社火的村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全身心地融入他们中,悉心去感受他们的欢乐和以演社火的方式所抒发的大喜大悲,他知道,社火是他们一年到头的一种情感渲泄的通道,他们可能不知道民俗文化这样高深的字眼,但他们在不自觉中,以很自我的方式让民俗文化在这穷乡僻壤的荒寒所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帮助他们以及与他们相类的人们记录并传承属于他们自己的古朴文化,既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责任,他很庄重地在心里许下了自己的诺言。
为了兑现诺言,这以后的十几年中,每年除夕一过,正月初一,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孙廷永便自驾车,约上三两个影友,在冰天雪地中走向一个又一个偏僻的山村,去寻找那些在他们心目中已无法割舍的闹社火的场景,这一走,就是13年,他的足迹遍及陇东地区、定西、天水、毗邻的宁夏固原和陕西宝鸡、咸阳等地区,随着快门的不断被按动,他在轻轻触摸着农耕文明微弱的心跳时,目光最后“钉”到了传统文化最后的一缕余韵——社祭上,他用精准的画面语言,为这方广袤的水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底片。由此,便孕育出了摄影集《社祭者》。
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舟先生在为《社祭者》摄影集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孙廷永先生栖息的这一片皇天后土,古风猎猎,遗存遍地。她诞生过《诗经》,她奉献过社火、皮影戏、道情和秦腔,她出产过无数的帝王将相,她束身讷言,缄默不语,匍匐于大地的褶皱深处,像一座温暖的母亲的宫房,将一个民族的血脉和基因,将一种鲜亮独具的文化保存至今。她本来可以迁延有序,薪火相递,却一头撞在了这个时代的南墙上。如今,经济像一台疯狂的铲车,迎面袭来,所过之处瓦砾成堆,皆成齑粉。遗迹,包括它深埋的一切文化底蕴和细节,难道真的成了一个死掉的词藻,为后世追悼,让未来悔之不及么?在这个意义上,孙廷永先生的摄影创作便有了一种悲情的成分。”“在孙廷永先生的作品中,社祭并非一种简单的乡野游戏,不是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实际上,它是清贫岁月的一种冀望,它是斑驳的历史与忐忑的传统,浓缩了先民和时间的所有感动、祈祷与敬畏。画面中,那些歌剧式的现场,穿越时空的脸谱和表情,一定深具了宏大的秘密和想往,也一定埋伏着波澜般的悲愤与伤情。孙廷永先生刻画的这一个个美妙瞬间,仿佛一阕最后的天鹅之吟。不知什么时候,人退了出来,我们做了背信的撤离?我们究竟丢掉了什么,令传统和文化沦陷在烈士般的境遇中?或许,这就是《社祭者》一书杰出的文献与艺术价值。”有了叶舟先生诗意而深刻的评说,关于《社祭者》一书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我已无法再产生新的见解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破天荒地为一本摄影集在北京举办层次极高的研讨会,一些眼光刻毒的评论家一边倒地为《社祭者》喝彩,足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社祭者》已超越了摄影本身。对古老文化和绝对神性虔敬相待,记录社祭文化为历史留下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本,孙廷永用13年时间不遗余力的付出,实现了自己孜孜以求的夙愿。在《社祭者》一幅幅黑白照片中,于形态各异的社祭者中,我们似乎总能看见孙廷永的身影,那是因为,他其实并没有跳出三界外,而是与那些社祭者一起皈依于祈求精神层面的希冀和获得灵魂层面的慰藉的境界。
在摄影艺术上已臻炉火纯青之境的孙廷永,完成《社祭者》,并不是他的告别演出,“老树春深更著花”,我们期待着欣赏他人生更为精彩的片段和过程,期待着他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更为壮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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