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夏”在何处
关于古“大夏”的方位问题，许多专家和学者进行过长时间的探讨与研究，产生过“大夏”中心曾在“晋南”说、曾在西域阿姆河流域说、中国和田说、敦煌说、河西说、河套说乃至甘肃河州说，等等。
“大夏”之名见诸于《山海经》及周、秦、汉古籍，而《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应该是最为翔实，其记载如下：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卷五）。
同样的记载还可见于《说苑·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汉书》及《晋书》中，唯“阮隃”改为“昆仑”。对于这个问题王静安先生解释道：“阮”与“昆”音近，“隃”为“仑”字之讹，“阮隃”即为“昆仑”。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先生经过大量研究后郑重指出：
大夏本东方古国，《逸周书·王会解》云：“禺氏騊駼，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伊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空桐与禺氏（即月氏）、犬戎皆在近塞，则大夏一国，明非远夷。《史记·封禅书》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此本《管子》佚文。《吕氏春秋·古乐篇》云：“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汉书·律历志》、《说苑·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等同样记此事。“阮隃”皆作“昆仑”，“昆”之为“阮”声之近（阮读若昆），“仑”之为“隃”字之误也。综此二说，则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也。较周初王会时，已稍西徙。又《大唐西域记》云：“于阗国尼壤城东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又今和田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原注：《唐书·西域·吐谷浑传》李靖等军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是图伦碛在且末、于阗间），今谓之塔克拉玛干碛，皆睹货逻碛之讹变。是睹货逻故国在且末，于阗间，与周、秦间书所记大夏地位若合符节。《唐书·西域传》云：“大夏即吐火罗”，其言信矣。大夏之国，自西逾葱岭后，即以音行。除《史记》，《汉书》尚仍称其故号外，《后汉书》谓之兜勒，六朝译经者谓之兜佉勒，《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大唐西域记》谓之睹货逻，皆大夏之对音。其徒葱岭以西，盖秦，汉间之事。”（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十三“西胡考下”）。也就是说古代于阗的大夏就是吐火罗，“吐火罗”即为“大夏”。
著名史学家丁谦先生曾作过《穆天子传考证》并后附《大夏国境考》。丁氏以《史记·大宛传》中的大夏即黄帝时的葱岭西之大夏国。文中写道：
葱岭以西有自古著名之国，曰大夏。其立国当在黄帝以前（原注：黄帝遣伶伦至大夏取竹可证），历商与周及伊尹《四方献令》，传世凡两千年，至周襄王十七年，始为马太国所并。穆天子西行时，其国尚存。（见《穆天子传考证》一文）。
丁氏考证的大夏，就是葱岭以西妫水河以南的大夏，即我国古籍中所记黄帝以来的大夏国。那么，黄帝时的大夏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证据就在《吕氏春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的记载中。
《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记载：“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同时在卷十三中又指出：“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而王国维和张星烺先生考证，大夏之旧址在新疆和田与且末间，即《大唐西域记》中之睹货逻国。看来，探讨“大夏”的方位，首先要探讨“昆仑”的方位问题。
“昆仑”的方位
由于时间久远，加之缺少明确的历史记载，昆仑至今仍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昆仑”或言新疆于阗南山，或言冈底斯山，或言巴颜喀拉山，或言为天山，或言为祁连山，或言为今日的昆仑山，等等（见王增永先生著《华夏文化源流考》一书）。据《汉书·律历志》载“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于解谷”。显然是引用《吕氏春秋·古乐篇》之文，且将阮隃改作昆仑，其后的所有史书在说到伶伦造律这件事时都用“昆仑”了。“阮”字本义是山势层层高峻的意思，本义有四层意思，其一，《说文·阜部》云：“阮，代郡五阮关也。从阜，元声”；其二，商代时指古国名（据说在甘肃泾川县）；其三，指阮姓氏；其四，指一种乐曲。那么“隃”字呢？即“仑”“崙”“崘”字也，实为“崳”“隅”“嵛”字之变也。“昆仑”即“阮隃”，“阮隃”即“昆仑”。
《山海经》曾多次记载过昆仑、昆仑丘、昆仑虚和昆仑山。《山海经》对昆仑的记载：《山海经·西次三经》云：“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又“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东北隅，实惟河原。”
对“昆仑丘”的记载，《山海经·西次三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又《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
对“昆仑虚”的记载，《山海经·海外南经》曰：“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又“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九仞。”
对“昆仑山”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说：“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等等。（参见王红旗著《山海经十日谈》第52页）
根据上述《山海经》关于“昆仑”的记载，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一是“昆仑”一般指黄帝都城所在地，也可指黄帝族的发祥地。中国古代有一种政治传统，即一个政权迁都后仍然会使用相同的名称来命名新的都城。从这个角度讲，“昆仑”的地名可能在历史上不同的时间段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由于构成《山海经》的《五藏山经》是帝禹时代的文献，《海外四经》是夏代的地理文献，《大荒四经》是商代的地理文献，《海内五经》是周代的地理文献，因此，《山海经》不同篇章记述的“昆仑”（包括昆仑丘、昆仑虚、昆仑山）有可能并不在同一个地方。
二是“昆仑丘”强调的是当时黄帝都城昆仑所在地的地形地貌是“丘”。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丘“土之高也，非人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据此可知，昆仑丘是一处自然形成的高原，从这个角度来说昆仑丘可简称为昆仑。
三是“昆仑虚”强调的是当年黄帝都城昆仑所在的地形地貌是“虚”，“虚”意为“大丘”，也可指古代著名部落所在地。
四是“昆仑山”强调的是当年黄帝都城昆仑所在的地形地貌是“山”，而且是非常高大挺拔险峻的大山大脉。即从昆仑丘至昆仑虚再到昆仑山，黄帝都城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从普通的高原，一变而成“大高原”，再而变成“大高山”。这就表明，已经不清楚当初黄帝都城“昆仑”究竟在哪里了。比如，当今地图上的昆仑山，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部，人迹罕至，生存条件异常艰难，可以说难以孕育出黄帝族这样繁荣昌盛的强大部落。据此，史学家王增永先生却认为：“昆仑山本无确指，它是人们用想象创造出的一座神秘山，西北群峰只是它的一个大概方位。”（见《华夏文化源流考》第240页。）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称：“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山海经·海外东经》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卷十三）。《吕氏春秋·古乐篇》又称“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而“阮隃”又为“昆仑”之对音，再结合王静安先生所说的“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等等。由此可以说大夏必定距昆仑和流沙很近或者说不远。
《史记·夏本纪》曰：“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若据先秦古籍行文通例分析，“昆仑”当为山名，位于甘肃酒泉之南，包括祁连山在内的横亘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莽莽大山。“织皮”是指居住在昆仑地方各部落居民用牲畜的毛皮制作的衣服。“析支”即赐支，既是河名又是地区名，为今日甘、川、青三省交界一带的黄河河曲地。“渠搜”为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以上均为以地为称的氏族部落名，都为古雍州地。夏族的宗神大禹在“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导山治水过程中，安抚和治理了这些地区原有的羌戎部落。“西戎即叙”就是羌戎各部落各居其地，互不侵扰，安居乐业。“先夏”（夏朝立国之前的时期）地方的百姓顺归大禹。大禹出于羌戎，羌戎是大禹的属民。大禹统率着以羌戎为主体的治水大军“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大禹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见《庄子·天下篇》）。最终，大禹治水成功了，同时也把曾经创造的炎黄文化也就是史学界新提出的“先夏文化”传遍了四方。由此可知，古人所说的“昆仑山”，一在域外，即由帕米尔高原分支东行的新疆和田南山喀喇昆仑山；一在域内，即横亘于甘肃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及其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山脉。
如《吕氏春秋》所言，黄帝派伶伦“取竹于嶰溪之谷”。著名史学家黄文弼先生经过严肃考证后认为：“今新疆盆地，因气候干燥，本不产竹。古代新疆之气候，与今无殊，则伶伦取竹于昆仑嶰谷，决非在新疆境内可知。”既然新疆昆仑山一带因气候干燥不产竹，祁连山一带也较干燥难以产竹，那么西北地区最理想的产竹地方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应该在比较阴湿的古称“河州”的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南部的巍巍“太子山”南麓。太子山位于北纬35度，气候较为湿润，太子山南麓古代产竹至今仍产竹，特别是在康乐药水峡、和政松鸣岩以及铁沟一带至今还产竹。
太子山又名露骨山、太峙山、白石山或雪山，位于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南部，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卓尼等县接壤，是祁连山向东南延伸的余脉。在《甘肃通志·先秦卷》中称：太子山“属西秦岭与东昆仑两地槽褶皱系的连接地段。”太子山的主峰母太子山位于今和政县牙塘河顶部，海拔4368米，山脉逶迤绵延几百里。明河州兵部尚书王竑诗云：“寒雪经年积翠微，群峰高并白云齐。光连西北昆仑远，势接东南泰华低。”（见张廷华主编的《和政县史话》第58页）。太子山系由大禹治水的积石关起，逶迤而南，至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境冶木河畔，绵延一百多公里，崔嵬高峻，石骨峻岭，气势磅礴，耸立于河州西南部。巍峨太子山下既是连接中原炎黄文化、农耕文化以及西北雪域文化和“先夏文化”的纽带，又是刀光剑影，战马嘶鸣的古战场。这里到处奇峰突兀，怪石林立，悬崖峭壁纵横交错，奇花异草漫山遍野，松柏竹子满沟满洼。“太子山”也正好处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因此，笔者认为，“太子山”才是黄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阮隃”，“隃”应为陯字之误，查《康熙字典》“陯”为古山名。“阮隃”应为“阮陯”，“阮陯”即为“昆仑”。由于“昆仑”古体为“崑崙”<崐崘>，所以，“阮隃”就是“昆仑”。而伶伦前往取竹的“嶰溪之谷”，笔者认为，就是巍巍太子山南麓的今和政县（古大夏县一部分）的城关镇以西“三谷”谷地。伶伦以取自于“嶰溪之谷”今“三谷”一带的竹子，取三寸九分的长度，并断其两节，制作了一种叫做“黄钟之宫”的乐器，吹出来的音律十分动听，堪称是凤凰的鸣叫声。其实这种乐器在河州地区曾十分流行过，即民间用两根竹子（各烫四个小孔，并排绑扎，并用嫩杨树皮作口哨）吹奏的自制乐器“咪咪”或“筚筚”，以此来吹奏“河州花儿”《尕妹妹的大门上浪三浪》，煞是好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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