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的那个梦（下）□ 李尚飞
读书，适者而寿□ 张文翰
纵观散文史，比较成型的散文可以上溯到夏代的《禹贡》，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有刻在铜器上的金文，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语》《庄子》《老子》等，在后来的朝代中，出现的扬雄、司马相如、曹植……还有明清的“桐城派”“维新派”……一直到现当代的一些散文家。
公元前3世纪，赫米拉他用拉丁文，以散文的形式叙述了古罗马的历史，我们视为最早西方的散文。后来西塞罗把古罗马的散文推上了文学的高峰。还有希腊的赫卡泰奥斯、希罗多拉斯，对他们散文从剩余的残片中，加以整理，从中可以看出，现代观念的散文用法在这时期已经形成。一直波浪式发展到20世纪出现英国的史密斯、吴尔芙，美国的海伦·凯勒、斯坦倍克，法国的纪德、科莱特等，西方各国卓有成就的散文家，饱含情感的小品文、游记，信札性的散文突破实用的藩篱，把表现与再现加以融合创新，用运象征、意识流、对话、蒙太奇等现代技法给作品增加了艺术含量。
中国有句：“文如其人。”其实参看古文字我们可知：“文”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美化的“人”字，文如其人的说法基本是合乎逻辑的，意在说明为人之道与作文之要是基本一致的，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毕竟人是人，文是文，文源于人。
说实话，我生存在当下，不爱读当代作家的书，我有一个读古典的习惯，比如：散文爱读秦汉时的，唐宋八大家的……张岱、归有光等明清散文。我以前基本拒绝读当代散文，我的读书思维在古不在今。如：鲁迅、张爱玲、周作人、林语堂、冰心、沈从文、朱自清、汪曾祺等人的散文，还是值得一读。
我也崇古，连那穿古装的人，我都充满向往，两袖一甩，古风禅意，双襟一飘，仙风道骨……倒是想来，穿袈裟的未必都是和尚嘛！时受唐代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启发，时不时会读一些当代散文，比如：会读甘肃一位姓马的散文，后来有人说姓杨、姓牛、姓侯、姓刘、姓李的都可以品之，读后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启发。还可读北京一位姓史的散文，陕西一位姓贾的散文，新疆一位姓刘的散文，安徽一位姓许的散文，台湾一位姓林、姓龙的散文，还有姓雪的，等等，我能记住姓，而记不住名的，大概不过十多人。
读书的眼光一定不能局限在黄土地上。当然，西部黄土地上诞生的一些文章，我个人比较偏好，毕竟我也出生在“陇中”，想听听陇上作者的心声——
我若向某位作家购书，说明其散文已有点看头了，高低能上升成“著作”这个层面。我曾向甘肃西凉的刘梅花，索过其散文，她给我赠寄了两本，其散文修行的语言：有味！她正在向文学境界中独立思索！但是，未必境界全出，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必须锤炼的过程，一个爱着文字的人，谁都不可能一下子从大境界中“跳”出来！
兰州的习习，我向作者在微信上专门购过其新著，读来有她独特的语言，耐读而有意蕴，但我至今和其尚未谋面，估计见了，她也不认识我，这个倒没关系，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而已，文字是作家灵魂最好的“见证”。
临夏的李萍，她也给我邮寄过几本她的文集，能从散文中读出作者的一些生活和真情，用心触笔的艺术，有驾驭散文诗的能力，其文字从乡村走出来，钻出生活的本质，跳进一片诗意中，带着作者的个性与灵动，在朴实生动中自由自在，留下的心符中带着时代的节奏，写出作者的那种“文学风格”！
石凌文集《素蓝如瓦》，展现生命之蓝，高天之下，屋檐之上，对陇塬村庄一往情深，念念不忘。她的文章性情中富有思想，从心灵自由的文字语境中，创造出一种批判精神与独立人格，文章逻辑哲理多于形象思维。读她的文章，往往给人以乡村的“唢呐”鸣奏，时而响得洗心流泪，时而响得闭目微笑。不由站在文层的一面石崖下，思索一块块坚硬的石头，飞出“高空坠石”之势，使人心坎上，压上一“石”，沉而有“凌”。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云：“坚质浩气，高韵深情。”石凌的文章可谓“坚质浩气”，是一个读书人在笔底奔放呐喊着，而不是装腔作势，与山水间，留下一种白描之疏朗，在传统散文和文论中，融入古典诗词美，当然暗寓小说笔调，调和散文心灵境界的自由度。从中看出，她读了不少西方文学，微微透露西方文化色调，传承中国文化大散文写意笔法。也符合别林思基为文之道：“以诚立文”。她敢于批判，是一个性情中的文学人。倘是将语言骨架能柔和到形象细微处，写得再能朴实自然，再能真切生动一些，于真情真境中，守住“道法自然”这个美学原则，从“博杂”中炼出一种“纯素”，如蓝一样的纯，如瓦一样的素，可能文章更能上一个层次，给读者留下言外之意，正如刘熙载所言“高韵深情”。言高未必有理，文厚未必出神。若要读懂石凌的文章，先得读懂其笔名“石凌”！
平凉沈艺秀给我寄赠她的文集，其中有一本《泥房子》，书名我比较喜欢，加上手头较忙，没有闲暇细读，只是翻阅。透过文字只看到作者平静的交代，而无立体的“呐喊”，倘能写出长篇小说的节奏感，岂不是更好！不过她以小说的方式，建造作者“文学的泥房子”，关住书中所刻画的那一段岁月里的人物形象，锁住作者的心声，坚守一方文学净土，也是可贵的！
透过华亭毕琴散文集《关山琴韵》：其篇章或沉郁，或冲淡，或含蓄，或奔放……但愿作者：从生活的八面来风中，深入那片“黑土地”，如挖煤烧瓷一样，在灵感爆发，构图设定，考察样本，技巧落实，储藏印象，美感策略，幽默糅合等方面综合修炼，炼出作者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来。他的散文缺少一种“纯粹风格”，驳杂多变！当代的一些散文，文字美到了极点，感情弱到了极点！而毕琴坚守散文，能注入“真情”，这是可贵的，真情涌动的文字自由奔放，从关山下朝毕琴散文的理想国“吼”去，吼过的地方也有作者逍遥的散步……
当然，民间也有不少好作品，但是无缘见到，甚憾！至于天南海北写好散文的人也很多，可惜无时间逐一去拜读。我常自叹：古往今来，人间几多嘉言憾未读啊！
诚哉！闲来读其文，容我有感而发！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样的词句：“我已飘零久，半生落拓，故人长别；淹留久矣，闲却湖山。一生旨意，破衲芒鞋，拄杖苍茫；岚烟晚照，依栏画图。隔月经年，杨叶扣窗，得无异乎？噫，扁舟已待，烟波无垠，几杵疏钟，数点渔火，俯仰之间，差堪自老。”今日再看，这样的理想简直是一个童话。这样的童话早就写在“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雨有谁争”“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的诗句中。
元祐八年的这个梦苏轼记述得很清淡，但越是清淡，那种惆怅的意味却越是浓烈。之后不久，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太皇太后高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起用新党吕惠卿、章惇等人，排斥旧党，政治形势风云变幻。苏轼看到这种情势，请求外调。第二年的六月，他便被贬谪到了惠州。到了绍圣四年（1097年），已经六十二岁的他，更是被一叶扁舟于风浪中送到了儋州。——遭遇那次仅次于死刑的贬谪，他几乎绝望地预料到不能活着回来了。但天可怜见，幸运的是，他还是于元符三年（1110年）遇赦而归了。就于第二年的七月二十八日（8月24日）在常州去世。可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想着买个房屋哩。他瞅准的地方是阳羡，当时当地的士大夫都出于恐惧心理不敢与他来往，只有一个名叫邵民瞻的跟着他学习，苏轼也很欣赏他。邵民瞻曾经替苏轼买一套房子，谈好的价格是五百缗。苏轼拿出全部积蓄给了邵民瞻。等到苏轼搬入新居后，有一天晚上又和邵民瞻散步，偶然到了一个村子里，忽然听到一个妇人悲哀的哭声。苏轼觉得很奇怪，和邵民瞻推门而入，看到一个老妇人仍然在那儿不管不顾地哭。苏轼就问她原因，她说：“我们家有一套房子，已经相传百年了。我的儿子不孝顺，把它卖给了别人。我今天搬到了这里，想到百年旧居，一旦诀别，非常痛心。于是就哭上了。”苏轼听了很是同情她，问她的房子在哪里，结果得知就是自己刚刚买到的。苏轼弯下腰，安慰了老妇人许久，然后拿来屋券，烧了，并且叫来老妇人的儿子，让他第二天带着母亲回到原居，而那笔钱，他一分也没有讨要。
一生想着购置一套房子、一块地安居的苏轼，在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之后，回到了毗陵，就借了别人的一处地方暂住。然后等来了黑暗的降临。于是，元祐八年的那个梦，也最终成为一个梦，随着他的一声叹息像落叶一般飘向渺不可知的远方……
“我对这个世道无所欲求了，我所需要的只有二顷地，能够有稠粥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可凡是我到的地方我去寻找，却最终没有得到。难道真是我正处于艰难的时段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土地生存么？还是人生真有天定的命运安排，即使是吃一顿饱饭也像是功名富贵一样不能够轻易得到呢？”《东坡志林》中的这一则，没有交代具体的写作时间，但写于被贬谪江湖期间却是一定的。那时的苏轼，受到百般的诬陷和打击，或远徙他乡，或流放边地，薪俸微薄，能有饭吃就不错了，更莫说购置田宅了。他把这种悲惨的境遇归结为“人生有定分”，也就是不可预料的命运，其实这估计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只是在无奈叹息，自怨自艾。对于苏轼，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可见他当时心情确实低落到了极点。同时，他对食物不给的现状的怨叹，对买田躬耕的向往，其实与对遭受迫害的现状的不满是紧密相连的。往往就是这样，当沦落飘零、穷愁不堪之时，才知道那最为平常的生活之可贵，那茶米油盐之有味，意识到这一点再回观自己的诸多“企求”，就明白简单中蕴含的丰富了。
这种思想，就渗透在后期的苏轼的心里，不时地流露出来。这应该是他对自己卜居情绪的概括：历尽劫难，深知人生险诡，所求愈多，则痛苦愈多，那么，干脆放弃以前的追求，不向这个世界要求什么好了。但人总是要生活下去的，生命还没有走到它的尽头，还有个身体存在，还有家庭存在。这就不是生活的问题，而成了生存的问题，为了满足起码的需求，还得需要那么二顷田。二顷田，那是一个农夫生存下去的标准，对于名满天下的苏轼并不是什么奢望，但到处寻访，却难以得到。那么原因在哪里呢？不是这二顷田难得，而是根本摆不脱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人生有定分，即使是混口饭吃，也像富贵功名一样不可轻得，真是至理名言。是人生安排了你苦苦地在这人世间奔波，它哪会轻易地让你安居下来，保持一颗平静安逸的心灵度过余生呢？走上科举之路，走上仕途，本来是为了功名利禄，当真正地步入这个场境以后，就由不得自己了，当初逃避的生活到现在成了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告别现实是那么艰难，背后隐含着多少的酸痛和无奈啊！
只要能退休即可，不论是他乡故乡。毕竟，当一颗心足够疲累的时候，总得找个休憩之处。于是，他一边观望眉山，一边又不时地将眼光瞅向其他地方。还是《东坡志林》中，有一则读来颇为令人悲楚。说的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到了黄州，这一年是元丰三年，当时苏轼家人大多在南阳，只有大儿子苏迈陪着父亲到了黄州。黄州很是僻远，没有一个人认识。遭遇了人生最大打击和苦痛、在死亡线上游弋了一遭的苏轼此时是心灰意冷，极为寥落。常常拄着一个拐杖到江边去，看着浩渺的烟波沉默不语。但苏轼毕竟是名人，大概在这种枯寂中过了十多天，有一个长着长长的胡须的人来拜访他了，这个人名叫王齐万，字子辩。两人聊了半天，苏轼送他归去，当时微风中杂着细雨，苏轼就那么站在江边看着王齐万一叶扁舟，横江而去。小舟越行越远，苏轼还登上江边高丘怔怔地望着，直到仿佛看到那叶小舟到了武昌了，才回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苏轼当时的心情。他本来是一个差点被判死刑的囚犯，到了黄州也是一个罪人，孤独与寂寞是难以言表的，不要说是一般的交情，就是他身边的侍妾们也在那时纷纷离他而去，俗客们见了他就像躲避瘟疫似的。而就在这种枯落不堪的境地中，竟然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主动来探访他，并且与他谈天，并且还很能谈得来，这让苏轼如何不感动呢？每次想到那种立于江边寒雨中的痴望，都令人感到莫名的伤痛。他感激那个造访他的人，也盼望着那个人的再次来到。那份悠然的送行中有着多少的期盼和安慰啊。这个王齐万与苏轼来往了四年，看望苏轼几乎有一百次。看来是意气相得、两相与欢的。于是，苏轼兴起了一个念头——就买一方田地，就终老于此地。可以看到，这个念头的产生是与王齐万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的。地方是次要的，哪里都可以生活，但要找一两个可以相投的人却是非常之难。黄州虽然落后偏远，但至少还有一个时常来探访自己并且能谈得来的人，也就足够了。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却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朝廷有了新的诏令，“恩赐”他到汝州去。“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有以也哉！”想到以后不能再与王齐万往来，想到人生的不可预测，心情是极为惨痛的。就这样，在黄州卜居而定的愿望最终也成为画饼。这是人在官场的无奈，这是身不由己的无奈，这更是作为一个社会性质、文化性质身份的人的无奈。
卜居的念头，总是兴起于一个人落寞之时。倘若这个人仕途通达，身处高位，这种念头即使有，也不会如此浓烈；而正是处于人生的低谷时，看到了人生的险阻，体验到了政敌的诡诈，领会到了仕途的坎坷，才会想着寻求一方隙地，把疲惫和劳累、辛酸和痛苦安放。表面上看寻找的是一片微不足道的土地，实际上寻求的是一份安逸和恬淡。而身在罗网中的人，这种心境是极难达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才凸现出卜居之难。因为这样，所以，苏轼在人生面临最大的转折——死里逃生、被贬黄州时，这种想法便显得极为强烈。《东坡志林》中有一则《请广陵》，也说的是在黄州的事情：“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读这一则心理记述，让人备感酸楚。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则是“白日做梦”。苏轼在这里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场景：他向朝廷请示，到广陵去，在那里与弟弟苏辙相聚一个多月后作短暂的别离。然后到南阳，从南阳到梓州，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四川家乡；这次出行，他将把家里所有的书籍都带上，潇洒地退休，在老家眉山种菜种果，在那里，等待着苏辙的归来；兄弟两人白首相伴，终老于乡。这只不过是苏轼的一厢情愿罢了，是的，他在想象，但连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愿望难以达到，所以，在产生这个愿望的时候已经感到极为惆怅了。而我们也知道，由于朝廷命令，他还是被迫去了汝州，因为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他的幼子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初离开家乡的时候是抱着怎样的理想和志愿啊，是怎样的意气风发、胸怀大志啊，仿佛那个美好的世界就在远方静静地等待着自己，仿佛生活的道路就在脚下无限地拓展延伸，仿佛所有的荣誉和地位都会在一个令人心跳的日子里突然降临。但等到遭遇不测，生活的折磨将自己的心灵搅得破碎不堪的时候，才想起那个美好的故土，它是那么温馨，那么恬静，那么悠然，那么诚信，好像只要回到那里，就能找到漂泊中的安慰，孤苦中的依托，找到惨遭迫害时一方可以安静地舔舐伤口的栖地，一个躲避官场风浪的港湾。在那里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放弃才学，放弃渴望，只求与兄弟“把酒话桑麻”“带月荷锄归”，可这又是多么奢侈的一种愿望啊。是谁说过呢？越是朴素的理想越难达到。
苏轼和佛印之间交往的故事很多，大多是后人附会的。而有一则却是真的事情，这件事还是与苏轼卜居有关。这则题目是《买田求归》：“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山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不归，无乃食言于江神也耶？”笔记中的浮玉老师，就是佛印和尚。他与苏轼很是相得，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谈佛论道，大是投合。想给苏轼买田，是佛印主动的想法。元丰五年，佛印虽然在庐山归宗寺，但却住在金山。大概也是看到这里景色怡人，适合居住，于是兴起了这个念头。从苏轼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佛印在京口（镇江）已经有了田地，想着与苏轼为邻。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苏轼，看来苏轼很是高兴，也很向往，否则也不会念念不忘。苏轼曾经写过一首《游金山寺》，看到这里的美景，意兴盎然，当时就兴起了归隐于此的愿望。这里录的四句颇有意味：像京口这样的美好的景色，是不能轻易得到的，既然如此，那么按理说应该归居于此，可是却没有这样做，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连山神都觉得奇怪。“我”向江神道歉，不是“我”不归，是“我”情不得已，是“我”没有田地，如果有了田地，“我”还不归，那“我”就像江水那样无情无义了。最后一句，颇有点发誓的意思，言外之意是只要“我”有田，“我”一定归隐。可现在，佛印和尚要给他买田了，他却不能归去，这不是自食其言、欺骗江神吗？语句里虽然有调侃、自嘲的味道，但背后的情感却是酸苦的。为这个身体找到一个归宿谈何容易？当时的苏轼还是个被贬谪的罪犯，虽然远离朝廷，但还是被囚禁在细密的罗网之中，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而他虽然遭遇了人生极大的转折，实现抱负的意愿还是没有彻底消除，还是想着有所作为。再加上我们已经说不清的心理原因和外界原因，这个看似低浅的愿望又如何能实现呢？
苏轼传世的笔记中还有几则，比如《太行卜居》《范蜀公呼我卜邻》等都提及这个问题。我们如果对比来看，这些都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苏轼是非常渴望也非常迫切地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这个念头时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不期而然就会出现；他有着许多的机会可以达到目的；想到能实现愿望他是极为高兴的，但想到不能达成则显得极为惆怅；最后由于各种原因一个也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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