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调查实录：城市下降农村提高
攀枝花第二轮市民幸福指数调查结果显示——
攀枝花市民幸福吗？影响市民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2011年，一项名为《提升攀枝花市民幸福指数研究》的课题在该市开展，对主观的幸福感进行了量化，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政府提出一系列对策和建议。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攀枝花市民如今的幸福指数有何变化？今年3月，该市启动第二轮市民幸福指数调查。日前，该项课题的研究报告出炉，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幸福指数略有下降，环境保护、身心健康、食品安全成为幸福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农村居民幸福指数则有明显提升，物价水平、就业情况得到农村居民的普遍认可。
□本报记者 张通
城镇居民幸福感下降
周顺宏是盐边县安宁工业园区一家钒钛企业的普通工人。2个月前，他参加了《提升攀枝花市民幸福指数研究》问卷调查，这也是他第二次参与这项研究。“今年收入比去年增加了，孩子学习也有进步，所以我感到很幸福。”周顺宏给自己的幸福程度打了90分。
课题组负责人彭方志介绍，此次调查的问卷内容、样本数量和分布与第一轮调查基本一致，选取全市三区两县的农民、工人、干部等社会各阶层人员共3000个样本，70%左右受访对象参与过第一轮调查，所得数据与第一轮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攀枝花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指数，即自我感觉的幸福程度为69.67，比第一轮的69.84略有下降；而分析计算得出的客观幸福指数平均值为60.0，比第一轮的61.62下降了2.7%。
从幸福程度来看，认为自己比较幸福和不太幸福的居民占总数的63.5%，比第一轮增加了9.8个百分点，认为自己很幸福、很不幸福、非常痛苦的居民则相应减少。“由此可见城镇居民大多数还是比较幸福的，人们对幸福的主观判断也更趋于理性。”彭方志说。
农村居民幸福感更强
与城镇居民幸福感略有下降相比，攀枝花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则有明显提升。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指数为78.6，较第一轮提高1.86；客观幸福指数为70.23，比第一轮上升了2.34，且两项指标均高于城镇居民。
彭方志介绍，农村居民按干部和农民进行划分，从调查结果来看，第一轮干部的幸福指数比农民高7.59，而这一差别在第二轮降到了2.7；按文化程度来看，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相对更强，而这一点在城镇居民中体现的并不明显。
从影响因子来看，农村居民对收入差距的接受程度提高了26.2%，更加认同个人能力造成的收入差距；对就业情况和物价水平的满意度提高了7.0和8.9个百分点。在公共设施方面，农村居民特别关注水利灌溉设施和道路设施，对目前这两个方面的公共设施状况不太满意，不少农村居民提出希望政府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环境因素影响幸福指数
“幸福感因人而异，具有主观性，但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幸福指数却是一个有着较强客观性的量，与经济发展程度、整体文化水平等关系密切。”彭方志说，课题组根据15个影响攀枝花市民幸福因子及其权重，以及受访者对每个因子相关问题的选择，计算出不同阶层的客观幸福指数。
从调查结果来看，公务员幸福指数最高，为65.46；最低的是产业工人，为56.80。值得一提的是，各阶层的幸福指数较第一轮相比，除国企领导和失业人员略有上升，其余均有所下降，且下降程度差别较大，其中产业工人和公务员群体最明显，分别下降3.66和3.08。
什么因素导致幸福指数发生变化？从15个幸福因子得分情况来看，城镇居民对环境保护的满意度下降了12%，成为幸福指数下降的重要原因；身心健康、食品安全影响也较大，满意度分别降低9%和5%；而居民对医疗、住房、物价情况的满意度则有所提升。“近年来市民对雾霾天气、工业排污等事件越来越关注，对环境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同时也更加关注自身健康，这些因素对幸福指数影响较大。”彭方志分析说。
不同阶层对各个幸福因子的关注程度也有所不同，比如产业工人对“收入”更为关注，近两年钢铁产业产能过剩，影响了攀枝花产业工人的收入增长，其满意度下降了3.5%；专业技术人员对“健康”的满意度降幅较大，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工作压力增大。
值得关注的是，在被问及“是否愿意长期定居攀枝花”时，86%的农村居民表示愿意，而只有50%的城镇居民给予了肯定的答案，有58%的国企领导和58%的专业技术人员表示不愿长期定居攀枝花。“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当地政府重视，要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留住人才。”彭方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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