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传家宝
建设者们住的席棚。□蒋能勇
揭开一层层褪色的红绸,已过古稀之年的父亲,总爱戴上老花眼镜,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打开珍藏了50多年的家谱,叹息声中思乡的泪水悄然流下……
1965年5月的一天,还不到22岁的父亲,与父母、妻儿告别后,背着行李,正准备出发,爷爷双手捧着家谱,递到父亲的手上说:“老幺啊!你是我们蒋家的幺房,你在我们家族的辈份最高,这本家谱就传给你了,你要将这本书好好珍藏,再传给你的后人。”
那时,父亲经过近半个月的长途颠簸来到宝鼎矿区,与其他外地来的三线建设者安扎在漆包厂。那时,除了当地的农民,在漆包厂的山上,零星的席棚房散落四周,谁曾想到,这些低矮简陋的三线建设工棚,将揭开一座重工业城市的建设帷幕。由于大批人员潮水般涌入,住房的建设成了当务之急。父亲和他的同事在完成修桥铺路、建设厂房的工作后,就在山坡上修建席棚房,为后来者提供住处,这是他们的另一份工作。他们每天吃的是海带汤、盐巴饭,饮用的是浑浊的泥巴水,住的是席棚屋,睡的是杠杠床,艰苦的生活成了大家解不开的心结。和父亲一起来的一个同乡,忍受不了水、电、路都不通的“荒山野岭”般的恶劣生存环境,私自跑回了老家。
孤身一人来到当年“四号信箱”的父亲,每当思念亲人时,便拿出装订成册的家谱,一页页翻看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同族名字。当年的家谱中,只记载了先辈和父亲的名字,连母亲和大哥的名字都还没有载入家谱。父亲为了续完家谱,经过长时间打听,找到一个会写小楷字的文化人,将母亲和大哥的名字续在家谱上。
1966年2月,父亲随着建设大军来到花山煤矿,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大家满怀憧憬,摩肩接踵战斗在金沙江畔,他们用“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的精神,完成了“夺煤保铁、夺煤保钢、夺煤保电”的三大战役,为攀枝花的三线建设踩出了一串串时代的脚印。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家谱上多了我和弟弟的名字。1988年,我和母亲、弟弟三人享受农转非政策,从老家重庆迁入花山煤矿,大哥因超龄,没有随同迁移。几年后,我和弟弟相继在花山煤矿参加工作,在800米的井下打眼、放炮,攉煤,成了宝鼎矿区名符其实的“矿二代”。随后,我们兄弟俩各自结婚生子,为家谱再添新丁。
父亲来到花山煤矿,先后从事过采煤工作、保卫工作。1995年,父亲在运输区退休,退休后,偶尔回过几次老家,因不习惯老家的生活,都没有长住,几十年根深蒂固的攀枝花情结,使父亲更愿意呆在这片曾献出全部青春的热土上。他每天四处走走看看,矿区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熟悉,矿区的一街一景,是那样的依恋。在他的骨髓里,深深烙印着宝鼎矿区的每一轮太阳和月亮。
1986年,在宝鼎矿区工作22年的父亲,第三代人的名字已载入家谱;2009年,花甲之年的父亲,已是四世同堂。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如果再活20多年,我90多岁时,已是五世同堂了”。父亲不经意的话语,让我深深感到,一本小小的家谱,记载了一个家族人口的不断繁衍,也成为矿区薪火相传的一个缩影,每一个家庭,都承载了矿区发展史上的无边风雨。
一天,在吃晚饭时,父亲神态凝重地对我说:“老二啊!今后我死了,将我的骨灰一半埋在宝鼎山的半山腰上,一半埋在老家。我这一辈子有两个家乡,无论哪一个都不愿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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