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年味
不同时代的味
文/罗才梁
时间的脚步刚迈进小年，古城会理已是春意盎然，欢聚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浓。蓝天白云下，暖融融的阳光抚摸着大地。大街小巷国旗飘飘，屋檐下、树梢上大红灯笼高高挂，单位居家门上贴的春联红绿相间，赞美春天的、辞旧迎新的、歌颂幸福生活的让你目不暇接；购年货的肩背手提，人头攒动，络绎不绝。是夜，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城区大大小小的舞台上，中老年迎春歌舞表演正酣，你唱罢了我登台……
然而同是过年，不同时代，年味有异，不同年岁，感觉有别。
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还是孩童，总是盼望过年。尽管家里兄妹多，经济拮据，但父母始终遵循一句民间老话：“要过年了，讨口子都要忙两节猪大肠”，于是他们在这种说法支配下，想方设法都要给我们弄套新衣服。而我们呢，对过年更是情有独钟，穿新的、吃好的，还要得压岁钱，虽然不多，加起来也就几毛块把钱，但这种好事一年仅有一次，故元宵节刚过，又盼望着什么时候过年。
到了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买什么都凭票证，即使你有钱也是枉然。这期间人们对过年的向往，基本停留在三天年里能饱饱的吃上几顿。
曾记得在1968年，当时我已基本成人，只是个头不高，学校停课无书读，父亲托朋友介绍我到渡口市（攀枝花）打短工，以补贴家用。当时建市还是初期，标语口号是这样的：“先办厂，后建窝”，故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住宿条件特艰苦，但为了保障大三线建设，在吃的方面，国家号召全国支援，应有尽有。
打短工才两三个月就临近春节，务工单位敞开供应年货，对我们也一视同仁，于是我倾其所挣的钱买了半条猪的盐冻肉、两把川烟、一条中档“朝阳桥”牌香烟、五瓶江津高粱白酒，留够返家的车费还剩几元，给七八岁的小妹买了双当年非常时髦的尼龙袜。离春节还有两天，我肩背猪肉、手提年货，兴高采烈地打道回会理过年。
一到家，全家人那个高兴劲啊溢于言表。这样说吧，就好像我在外面做了官，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这个年过得美啊，对父亲来说更是锦上添花。父亲一生嗜烟酒，凭票供应的根本不够他享用，断酒时找朋友要酒精兑水喝……这个年过得美啊，兄妹们欢呼雀跃，可以敞开肚皮吃肉……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物质逐年的丰富，老百姓吃的不愁，穿的不缺。君不见，餐馆泔水桶经常装满的都是吃剩的鸡、鸭、鱼肉，丢弃在垃圾箱里的衣物被褥有些还是大半成新，听人侃，还挂着吊牌的衣服拿去送人，还遭白眼……
如今过年，人们对物质的奢求已不像以前，仅以吃穿来说事，现在天天都在过年。记得民国高僧著名书法家李叔同说过一句话：“物质生活只是人生的最低次层，人生最高层次是精神生活”。又有哲人语：“衣食足礼仪兴”。君可闻，每年离春节还有好长段时间，交通营运部门就开始了“春运”，天上、地上、水上到处都是忙着返乡的人流，买不到票的还结队骑摩托车返家。为啥呢？因为他们心里装着的是满满的乡愁、揣着的是浓浓的亲情，在那遥远的故乡，留守老父老母盼儿归，望眼欲穿；妻子想郎回，思断柔肠；孩儿梦里喊妈妈，醒来两眼泪汪汪……这就是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许，这也是如今过春节的又一种年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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