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这不只是货币危机 也是政治危机
【写在前面】2018年，强美元席卷新兴市场，部分新兴经济体陷入货币暴跌的危机之中。
澎湃新闻记者在8月中旬到9月初的3个星期，走进了危机中的土耳其。
8月的土耳其，正陷入风声鹤唳的货币危机之中。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急剧贬值，创下历史新低。8月后，土耳其的经济活动极速放缓，里拉对美元年贬幅近30%，助推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也是2003年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的最高水平。
澎湃新闻记者以土耳其经济、金融中心伊斯坦布尔和政治中心安卡拉为中心，探访了当地的银行、金融机构、房场中介、民营企业主、政府高官、经济学家、普通民众、在土华人……采访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决策各层面，形成《土耳其汇率危机调查》系列报道。旨在呈现危机中的土耳其全貌，以及这个国家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这不只是一场货币危机，也是政治危机。
夏末秋初，伊斯坦布尔林木茂盛，处处郁郁葱葱，客船依次穿过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托普卡帕宫，在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金角湾之后，便到达了加拉塔大桥，桥上有一座高耸入云的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灯塔。
在1580年时伊斯坦布尔已经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城市。今日的土耳其，也就是在1923年建立起的土耳其共和国，疆域基本未变，一直位于原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
见证了奥斯曼帝国奇迹的金角湾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土耳其独特地处在三个世界间的交叉点上——往西是欧洲，向北是俄罗斯，朝东边与南边则是阿拉伯世界，它同时受到这三个世界的影响与刺激，这里既有繁华的伊斯坦布尔，也有广大的农村人口，这一令人炫目的结合体催生了如万花筒般的当代土耳其。
虽然帝国曾经的辉煌早已黯然，但土耳其在经济和发展上绝对不算落后。
在埃尔多安大权在握的15年里，特别是前11年，GDP年增长最高时曾达11.11%，一度超过中国的增长速度，也跑赢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
从经济模式角度而言，土耳其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
土耳其的经常账户长期是赤字，但是在吸引外资方面，土耳其做得并不差，2018年上半年，外债总额达4570亿美元，占GDP的51.8%左右。但在特朗普政府扭转对外政策，美联储连续加息，带动美元资本回流之后，土耳其经济立刻陷入动荡，货币危机就是必然了。
“脆弱五国”论的观点认为土耳其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产泡沫虚高。2008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不断放水维持经济增长，同时放任外来资本流入，导致了资产泡沫不断增加。
特殊的地缘优势，充沛的优质劳动力，这些是土耳其吸引外资的优势，但是在资本收缩的时候，这些都不再是吸引力的所在。
2001年土耳其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银行危机，经过一系列改革后土耳其不仅强劲复苏，也因此躲过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土耳其的信用几乎未受影响，经济在小幅下降后也很快恢复增长。
土耳其也首次吸引了规模可观的外国投资。2003年，土耳其吸引到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尚不足20亿美元，甚至低于仅有伊斯坦布尔一半人口的匈牙利。到2015年，土耳其吸引的FDI总额已达到1500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盟。尽管在2002年-2015年期间，土耳其政府的财政支出翻了两番，达到了5000亿美元。但是与饱受债务之苦的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相比，可以说土耳其尚处于可控状态。
生性乐观坚韧的土耳其人。图为伊斯坦布尔主要商业大街独立大街上跳舞的土耳其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对土耳其民众而言，经济危机他们经历了太多次，几乎每十年他们都会遇到一次，生性乐观坚韧的土耳其人可以将之付诸笑谈；真正让他们愁眉紧锁的是，这个国家将会去往何方。
这不只是一场货币危机，也是政治危机。
从官员到白领，从老师到律师，从媒体人到街头商贩，我们采访中发现，他们更担忧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
称之为政治危机并不仅在于世人看着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独裁，而是土耳其人对这个国家的共识日趋分裂。
伊斯兰世界在19世纪陷于耻辱境地，罹受各种痛苦和灾难，各地区为外来势力所控制，只有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逃过了这一命运。
正发党政府声誉日隆，新政府的声望主要来自于其执政期经济的迅速复苏。
埃尔多安在2014年担任了总统，并任命时任外交部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接替他出任总理，鼓吹推行土耳其-伊斯兰外交政策，希望重回昔日的苏丹-哈里发时期。这也昭示着土耳其开始走向另一个方向。
伊斯坦布尔有很多这样的埃尔多安的大幅海报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新兴经济体如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太多的抉择，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个人崇拜与政治民主……这些重大议题之间的剧烈冲突正在土耳其上演着。这派景象对世界上的很多后发国家都不陌生，也正是一个世纪以前很多国家都见证过的历史。
这不是一个仅限于土耳其的问题，而是广大新兴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新兴市场而言，要在半个多世纪甚或一个世纪内走完发达国家数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这注定是一场唐突着前进的“战役”，时刻都有进一步而退两步的危险，甚至在更多的时候进步并不会发生。
在这样的迷茫时刻，倘若没有一个共同的愿景，便会出现共识分裂，失望和悲观的情绪将滋生蔓延。
与此同时，中产阶级正在崛起。构成该阶级的许多是年轻人，可是他们在现实中却感到愤怒和失望，他们渴望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年轻人。博斯普鲁斯又称伊斯坦布尔海峡，也是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年轻中产阶级在考虑是否应该离开这个国家。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摄
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年轻中产阶级在考虑是否应该离开这个国家。越来越高的生活和教育成本在挑战他们的底线，更不可接受的是自由与民主也在远去，他们看不到参与公共生活的可能，也无法认同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
我们在采访中遇到很多这样的人。
Fican是知名外媒的金融记者，他的妻子在智库工作，他们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而难以承受言论审查之苦，这个冬天就要北迁至比利时；Basat是大众汽车伊斯坦布尔分部的工程师， 2013年加济公园事件他也走上塔克西姆广场，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队伍，此时他才发现他不是孤身一人，而示威失败后也加剧了他对土耳其政治状况的失望；Emre已经跻身金融机构管理层，但他的妻子却希望移居美国或欧洲，因为伊斯坦布尔的私立教育越来越贵；Emre回伊斯坦布尔之前在美国生活过十余年，他说他还不想走。……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的根在这里，但却很难再称之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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