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中心姜影 防治传染病10年 不仅治病也治心
8月18日，石景山结核病防治所办公室，姜影正在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摄
姜影在北京艾滋病防治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年纪小点儿的病人称她为“姜姐”、“姜妈妈”，年纪稍大的病人称她为“知心妹妹”。
这源于她多年来“治病也治心”的习惯。作为石景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生，从艾滋病防治科到疾控中心门诊部，她从事传染病防治已有10年时间。
在姜影看来，要接诊一名艾滋病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他解决心理问题。自2010年进入艾滋病防治科，她就在治疗的同时，向艾滋病人公开了电话号码，方便他们随时联系，随时解决“心理问题”。
那些不能被别人知道的、不被大众接受的秘密，都可以安心存放在她这儿。
工作之余，姜影也会向身边的人宣传艾滋病的防治问题。她认为，大众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匮乏，导致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他们其实是正常人，只是大家对艾滋病的了解不够。”
希望自己成为艾滋病人的“树洞”
“来，跟姜妈妈说几句。”电话那头，是曾被姜影接诊过的艾滋病人，他聊完自己的心事，让自己的孩子也和姜影说说话。
自2010年进入艾滋病防治科室，倾听病人的心声，成为姜影的一项义务活动。她在治疗的同时，向病人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方便对方随时随地联系她。凌晨2点、早晨9点，任何时间都会有病人打电话来倾诉，有同性恋男士犹豫要不要和女朋友结婚、有人因为生病几乎花光所有积蓄、有人因为另一半出轨染上艾滋病……
“病人里有博士，也有工人。”姜影说，无论什么时间，她都会接电话，但以倾听为主，她希望自己成为病人的“树洞”，那些不能被别人知道的、不被大众接受的秘密，都可以安心存放在她这儿。
防治艾滋病的同时，注重病人的心理健康，是姜影工作中摸索出来的治疗办法。她还以此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人因为怀疑伴侣出轨，害怕自己被传染，这种情况主要需要心理疏导；有的人属于高危人群，但害怕确诊后受到歧视，就需要疏导后劝说进行检测。
她回想起自己接诊的第一位病人。那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因为和他人共用注射针管而感染艾滋病。拿到确诊的检测结果后，他崩溃了，在诊室里放声大哭。
“他言语中透露出要报复社会的态度。”姜影提到，起初她一直劝说对方积极治疗，但对方一直陷在自己的情绪里，直到她说了句“你还有母亲要照顾。”
病人突然安静下来，像是被戳中了内心，他抹去泪水，开始决定接受治疗。
一年的跟访后，这名病人成为了艾滋病防治的志愿者，不仅自己积极主动接受治疗，还开始向外界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知识。
“吸引病人成为志愿者，也是治愈他们的方法之一。”姜影欣慰的是，她接诊的不少病人，后来都成为了志愿者，彼此间还会交流关于宣传艾滋病防治的经验心得。
久而久之，信任姜影的病人越来越多，她也逐渐成为这个圈子“小有名气”的医生，年纪小点儿的病人称她为“姜姐”、“姜妈妈”，年纪稍大的病人称她为“知心妹妹”。
“我不做，也得有别人做”
姜影的丈夫也是石景山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即便了解她的工作内容，丈夫也时常感动担忧，“艾滋病是传染病，总归是有风险的。”
2011年，姜影给一位艾滋病患者抽血后，不小心把采血针扎到了自己手指上。
“这名患者已经确诊，是过来复检的。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的，把针眼附近的血挤干净后，不停地用水冲洗、消毒。”姜影之后去做了抽血检查，并自我监测了三个月。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姜影只将此事告诉了丈夫。直到检测结果显示没有被感染时，他们才舒了口气。
即便如此，姜影还是将工作完全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她参加艾滋病志愿者活动，和患者住一间房，每天同吃同睡，除了给他们做检测，还聚在一起，“像开茶话会一样，鼓励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开导他们。”
孩子出生后，姜影不等产假休完就急忙回去上班；有时和丈夫正看着电影接到患者来电，她就离开影厅出去接，等回来时，电影已经演完了，丈夫有点生气，“他说你就不能不接？我说不行，他很理解我工作的特殊性，但那时候还是有点生气。”
有的病人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是艾滋病，要在非上班时间才愿做检测。姜影只好配合他们，特意在休息时间来疾控中心为他们做检测。
紧张的工作、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被理解的疾病，姜影有时候也会感到身心俱疲。她有时会和同事互相疏导心理，“不能把所有的事儿都憋在心里，我们会互相排解，比如做运动、听音乐。”
但更多时候，姜影觉得，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直面任何事情，“我倒没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是我受不了的，我不做，也还得有别人做。”
不必“谈艾色变”
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多年，对姜影来说，最大的难处在于不被人理解。
家人、朋友向别人介绍她时，只说她在疾控中心工作，具体做什么却不愿提及。在她工作初期，哥哥甚至询问她，能不能换一个科室？
但姜影认为，艾滋病也只是一种疾病，这些对她职业的误解，其实来源于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这种恐惧主要是因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很多事情只是道听途说。
病人的家属也同样如此。这让姜影意识到，对于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也同样重要。“如果大家都不正视艾滋病，那一旦遇上，来自各方的压力会把他们压垮，最终崩溃的其实是他们自己。”
每年4-6月，姜影和同事都要去娱乐场所做免费检测。为了配合他们的上班时间，他们到晚上八九点才开始走访，拿着安全套和艾滋病防治手册，走进一家家足疗店、歌厅、洗浴中心，讲解防护艾滋病的知识，询问他们是否做过艾滋病检测，有时要工作到凌晨1点。
在这里受阻已是常态，有些场所不但不接待，还把他们赶出去，把安全套扔到她和同事的身上。
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遇到。姜影认为，抗拒检测，甚至在性行为中抗拒防护，就可能会让艾滋病找上自己，这也是大众的一个误区。
为此，姜影和同事也经常去公园、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做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有的路人会收下我们发的安全套，也有人看到安全套，听到我们是做艾滋病防治宣传的，就躲得特别远。”
姜影说，她理解大家对艾滋病这种传染病的顾虑，但日常的生活接触并不会被感染，人们不必“谈艾色变”、“谈性色变”，把患者变成生活中的“边缘人群”。
“零歧视”应成为共识
2014年，姜影已经转岗至疾控中心门诊部，工作内容转变成大学新生的结核病检测、传染病防治培训，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美沙酮门诊日常管理工作。
美沙酮门诊是专为吸毒人员设立的门诊，用美沙酮口服液替代海洛因进行维持治疗，以此帮助吸毒人员戒毒，并回归社会。姜影称，“每天大概有100到200个人来门诊，全是有吸毒史的。”
由于美沙酮是严格管控的药品，姜影每次都要看着他们喝完才可以离开，防止患者口含偷带，将美沙酮带出门诊，流向社会。
让姜影印象最深刻的是2014年，一对吸毒的夫妻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想偷一些美沙酮带出去。工作人员劝阻无效，姜影便出来向他们说明规章制度。他们不但不听，还开始抽烟，对着姜影的脸吐烟雾，把烟灰弹在姜影的手上，嘴里还在谩骂着，说要尾随姜影还在读幼儿园的孩子。
“你是不是不信我杀过人？”“等领导来了我就去骂他。”……时间久了，姜影和同事们已经对口头的威胁、谩骂习以为常，有时一件小事都可能让对方情绪失控，甚至被对方推搡。
比起艾滋病防治，姜影认为这样的工作更难。她说，自己也怕过，但这些都抵不过看到一位病人恢复正常生活后的喜悦情绪，每次得到病人的认可，她就会“满血复活”，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有意义。
美沙酮门诊工作之外，姜影还是和此前的艾滋病人保持联系，时常接听病人的心理咨询电话，她也早把艾滋病防治融入自己的生活。
“性确实是一些传染病传播的途径，人有七情六欲很正常，但得病就不好了。”姜影希望，未来更多人能正视自己的身体，正视各种各样的疾病，这样才能更好地预防和治疗。她认为，“零歧视”，不仅是传染病医生的防治目标，更应该成为全社会对所有疾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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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见习记者汪畅实习生高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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