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招重度肾病员工，不求效益不为营利，惟愿为全国200多万患者回归社会闯出一条路 这家工厂，只为尿毒症患者而生
陈利群端坐在一台缝纫机前。踩踏板、拨线，四五分钟时间，一双一次性手套在机器前缝制成形了。
这样的工作，按照一般熟练工的标准，每天生产的手套数量在1000副左右。陈利群不行，一天下来，她顶多能做出300副手套。她所在的郴州慈爱制造有限公司，工友们的生产效率也都远远低于标准值。
即便生产效率低，但包括陈利群在内的50多人依然得到了工作机会，因为他们符合这家公司招聘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尿毒症患者。
在湖南省郴州市，重度肾病患者有2万余人；在全国，这一数字是200多万人。尿毒症并非不治之症，通过透析或移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都能得到有效保障。不过，由于外界的偏见和自己的心理负担，在生病后漫长的时间里，不少患者失去工作，进而失去经济来源，并最终与社会脱节。
今年3月14日，第十四个“国际肾脏病日”，专招尿毒症患者的郴州慈爱制造有限公司正式开工。从做手套和缝制足球开始，这家工厂想为肾病患者回归社会闯出一条路。
求职困难——
“身体状况与岗位要求不符”
自2015年被查出尿毒症后，这是陈利群的第一份工作。此前她试了很多次，但招聘人员一听说她要按期透析，都纷纷摇头。“我才29岁，难道要靠家人养一辈子吗？”
在郴州市肾病协会，与陈利群有相同苦恼的病友还有许多。“风险高，效率低，几乎没有一家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尿毒症患者。”协会会长李宣霖告诉记者，哪怕是肾脏移植后已经能正常生活的患者，也会在求学、求职时被区别对待。
2012年，高二学生李凯军被确诊为尿毒症。在郴州市肾病协会的关心和支持下，他带病高考并成为一名医护专业的大学生。2014年，配型成功的李凯军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生活逐渐回到正轨。去年，他大学毕业，以笔试、面试均排第一的成绩通过了郴州一家公立医院的招考。但最终，医院以“身体状况与岗位要求不符”为由拒绝录用李凯军。
眼看李凯军一路战胜疾病突破自我，却绊倒在社会的偏见之下，李宣霖觉得“很受刺激”。他意识到，过去采用的筹措善款和物资的方式，只能解除肾病患者的一时之困。只有想办法让他们自食其力，他们的人生才不会因患病而报废。
李宣霖和协会内外爱心人士商量后，决定办一家专招尿毒症员工的工厂。在国内找不到先例，就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为了找到适合生产的产品，他多次到深圳、东莞等地的相关企业走访对接；资金不够，就四处呼吁多方筹措。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今年年初，李宣霖在协会病友群里发布了招工信息。
一下子，大家都沸腾了。
峰回路转——
找到工作 找回自我价值
将信将疑间，陈利群第一时间报了名。经过面试和身体状况审核后，她收到了录用通知。
考虑到所招员工技能水平不一，慈爱制造有限公司只选择生产技术含量低、操作简单且无污染的产品。“合作公司提供订单来料，再回购我们加工的成品。”李宣霖告诉记者。
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员工身体负担，公司规定，员工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透析安排灵活选择上班时间。工作中如有任何不适，可以随时向现场管理人员请假休息。李宣霖特意把工厂设在毗邻一家肾病专科医院的地方，既方便员工透析，又能定期邀请医生到生产现场巡诊。
“我只相当于三分之一个正常劳动力。”陈利群开玩笑说。因为生产速度慢，每个月还有近10天因透析不能上班，她到手的工资不过1000多元，只够负担她的治疗费用。“可这是我自己挣来的！”上班、劳动，让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慢慢有了回到社会的感觉。
在这间工厂里，“找回自我价值”与挣钱是同等重要的事情。41岁的陈爱聪曾是广州一家公司的销售主管，要四处见客户签订单。患病后，除了一周3次的透析，他几乎再与外界没有联系，“虽然活着，却找不到活着的意义。”
进入慈爱公司后，陈爱聪成了一名带领病友缝制手工足球的师傅。他发现，自己不仅有了工作，而且又“有用”了。“工友透析时，我们轮班接送，大家都乐意坐我的电动车。”遇到有人病重，陈爱聪和同事还会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10元、50元一起捐款，“说不定就能挽救一条人命啊。”
差不多在工厂开工的同时，李凯军也成了工厂旁的肾病专科医院的一名男护士。工作时，他常常会见到来做血液透析的工人，他能感觉到，慢慢的，病房里苦痛、沮丧的氛围在减少，“有时候他们还会主动说起未来，等攒够钱，一定去换肾。”
维持不易——
偏见之下，透析者如何成为“肾”斗士？
40岁的李宣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如果不说，谁也看不出20多年前，他也是身处绝境的尿毒症患者。
幸运的是，在病痛中挣扎了4年后，靠着二姐捐出的肾脏和社会的爱心，李宣霖活了下来，还有了正常人的生活：做生意、创业、结婚生子。同病相怜的经历，让他一直想为尿毒症患者多做些什么。
办工厂难，要维持工厂更难。李宣霖告诉记者，为了方便病友工作和就医，慈爱公司免费提供食宿，且标准明显高于一般企业。由于有些病人伴有并发症，公司还要额外增加人力财力防范生产中的突发状况、控制风险。
效率低，成本高，李宣霖坦言，虽然郴州各界给予了工厂不少帮扶和补助，但目前企业还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工厂定位是社会福利企业，虽不求营利，可若是长期亏损，要坚持办下去就很不容易。”
相比于经营上的难题，让李宣霖更着急的是部分病友消极的心理状态。他告诉记者，为了尝试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公司会在生产前派员工外出学习和培训。本是难得的提升机会，有的工人却不当回事，甚至在课堂上睡大觉。为此，慈爱公司专门为员工安排了心理辅导，“如果自己只想着等靠要，那任谁也帮不了。”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黎志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经过正规血液、腹膜透析或肾脏移植术后，尿毒症患者完全可以从事轻体力劳动。但由于社会偏见和病人长期积累的心理负担，不少人即使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也丧失了重新融入社会的勇气。
据了解，在不少国家，社会对透析群体的接纳度已经很高，患者可以白天工作，晚上治疗。“这也是我们创办慈爱公司最终的目标。”李宣霖说，目前我国慢性肾病患者超过1亿人，不可能都靠专门设立的工厂或企业解决就业问题。慈爱公司就是要打造一个样本，“让社会摘下有色眼镜，看到每一个肾病患者都有可能成为一名‘肾’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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