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老师适度惩戒权 让老师敢管“熊学生”
熊孩子在学校调皮捣蛋，老师想管却不敢管，是近年来教育领域的一个尴尬情形。近日，常州局前街小学决定“吃螃蟹”，召开了听证会，探讨把对学生的惩戒权还给老师。该校校长称，知道阻力很大，但此事对孩子有益处，对社会有贡献，“我们就要去做。”
老师对学生的惩戒权，听着是个新鲜事物，但实际上，校园日常教学一直是有惩戒举措的，只是没明确“惩戒权”一说，简而言之就是“只做不说”。常见的“罚抄作业”“罚站”“罚打扫卫生”等，都属于实质上的惩戒。一些人认为，老师因为没有惩戒权，所以对熊孩子们束手无策，这实在是大大的误解。
常州这所小学专门提出“老师惩戒权”，更像是对既有事实的一次概念化提炼和重申。这波操作的最大意义在于，将一种“潜规则”变成明规则。这既是一个事实追认的过程，也是一个正式“赋权”的过程。
规范化的惩戒，永远比无规则、静悄悄的暗地惩戒要来得风险可控。把话说开、把规矩严明，等于是给出了正式的“官方”惩戒方案，给各方立了规矩。
于老师而言，保障了他们无后顾之忧地展开惩罚、训诫，保护其免受家长、学生的无端纠缠和非难，也否定了过去一些老师任性而为、想一出是一出惩罚学生的闹剧。于家长而言，为其划定了行为界限，当老师行使惩戒权时，家长不能横加指责和随意干预；对一些顽劣学生而言，给与其必要的震慑；对于校方而言，惩戒权宣示办学立场，重申了严肃校风校纪的态度。
当然，一提惩戒，有人会担心变成体罚，包括一些家长和媒体在转述这一新闻时，也以“戒尺该不该还给老师”为题引导讨论，可实际上，常州这所小学根本没提到戒尺。在其所列出的可能的教育惩戒实施方式中，包括了“批评”“加倍劳动”“没收”“静坐”“诵读”“隔离”等等数种，都和“戒尺”丝毫不沾边。这些被拿来郑重讨论的“惩戒方法”，原本就是老师们的惯用手段，并没有突破人们的常规认知，滑向“体罚”。事实也是如此，不论从初衷、具体实施办法等角度考量，惩戒都不等同于体罚。不能因为强调惩戒，而矫枉过正地为体罚背书。
教育教学，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科学性所在，这决定了“若无惩戒则无效果，若乱惩戒则后患无穷”。坦诚而公开的讨论，各相关方充分的博弈，是完善惩戒权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常州这所小学在强调老师惩戒权这一初心上，没有通过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而是召开听证会，让校方、家长与学生各抒己见地讨论，共同参与决定这一关系各方利益的大事，不失为一种值得点赞并推广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老师有教育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对学生的惩戒权。不是说不提惩戒权就没有惩戒，也不是说有了惩戒权就要加剧惩戒。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承认，老师对学生的惩戒都在那里，与其让它处于一种暧昧模糊的状态，当然不如将之体系化、标准化，从而确保可管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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