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尊严还给文学批评 孙仁歌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同步发展到今天，其批评文体的退化乃至异化现象已经日益凸显，不良世风的毒害，殃及社会文化体系各个层面，文学批评也越来越失之规范与秩序，当下，铺天盖地的恶俗的胡吹瞎捧的评论差不多快把文学批评置于“重症监护室”状态，文学批评抑或文艺批评似乎已经濒临大限，如果当下的文学批评真的沦为了一种人情化的帮人胡吹瞎捧的文体，这种文体也就真的该寿终正寝了。
近些年，学界对不端的文学批评的批评也十分尖锐无情，既有学者对当下“观念化”的文学批评进行猛批，也有学者把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五大病毒”，即工具主义的学术化、贵族主义的沙龙化、犬儒主义的无个性化、知识主义的表演化、黑幕主义的江湖化等等，这些说法虽不免有所偏激乃至个人化极端情绪，但“五大病毒”也都的确存在，比如工具主义的学术化、知识主义的表演化以及贵族主义的沙龙化现象，在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中确实大面积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很难改变，但尤为令人不安的还是犬儒主义的无个性化及黑幕主义的江湖化，这可谓就是文学批评的“黑暗王国”，前者常常语焉不详，缺乏个性判断，滔滔万言，读完却让人不知所云，意在何为。后者常常丧失原则与规范，对于一些来自“权力”与“哥们”的文学作品，哪怕属于一种无知写作乃至文字垃圾，也会被这种黑幕主义江湖化的评论吹得云天雾地，真乃媚言说尽、对问题却一笔带过，“瑕不掩玉”似乎已经成为这种评论的一种媚骨标签。
其实，无论是“观念化”还是“五大病毒”并存的极其不端的批评风气，并非来自文学批评自身乃至内在规律的演变，应该买单的是当下这个丑象环生的社会风气。与其说文学批评“五大病毒”是批评家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是“社会病”天长日久酿成的“病毒”扩散所致。如果对当下文学批评普遍媚俗的“社会病”根加以追根溯源，或许不外乎如下几点：
1、浮躁世风“酿就”浮躁的文学批评。
自本世纪初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都就逐渐互联网化了，一个个血肉之躯日日与网共舞，网络几乎颠覆了每个人的传统定式思维与生存方式，又加之拜权、拜金、拜名等等不良文化思潮酿就的各种欲望在每个人的心底被放大、被膨胀，于是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世风恶性循环，在这种大面积存在的不良文化背景驱使下，人的心灵都在从俗入流中悄然蜕变，或硬化、或塑料化，鲜活的血肉感日益麻木，柔软而又宁静的精神元素不断被浮躁的世风所吞噬，理想与信仰也纷纷跟着异化乃至被改写，人们都史无前例地看重当下利益和眼前好处，甚至为了实现升官梦、发财梦、出名梦等等，不择手段，以致各显神通，于是，作家们便拼命写作挣钱，评论家们便拼命吹牛讨好献媚。如此循环往复，久而久之，那种可构成人类精神依赖的纯文学创作及严肃规范的文学批评之风，便慢慢如烟散尽，荡然无存。
2、人文精神的流失导致文学批评的“骨坏死”。
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悲天悯人、让人成为人的一种情怀，一个社会能让每个人都能活得被尊重、有尊严，继而又有一种为社会、为他人服务奉献的牺牲精神，就是一种社会的健康基因。一个社会善与恶的比例不能严重失调，善的元素不能小于恶的因素，否则，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就丧失了社会疗救功能。
如今，尽管反腐与社会整治颇见成效，但还没有完全改善广大民众的安全感。官、学、商诸场仍然劣迹斑斑，问题食品到处“妙招迭出”防不胜防，财物安全日益没有保障，加之雾霾天动辄犹如核弹一般密布在广大民众的头顶，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与金钱拜物教、市场社会化以及种种文化乱象融为一体，从而导致精英文化渐行渐远，人文精神若即若离，捍卫文学使命的社会良知抑或正能量一度气若游丝，很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渣了，如此风气之下，如果去创作又能写出什么能净化人心的作品？如果去批评，又能抛出多少能让人肃然起敬的“真枪实弹”？
社会人文精神普遍弱化，简直可以说，沉淀数千年、传承数千年的优秀民族文化，在一场噩梦醒来之后，居然变黄掉了一片，所以批评领域才会出现“软骨症评论”、“有偿买卖评论”以及“五毒俱全的评论”等等，如今，层出不穷的各种级别的种种文化研讨会、种种文学作品研讨会，基本上都是胡吹瞎捧会，充满了喧闹乃至雷声阵阵，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当下的文学批评很大面积已经“骨坏死”，并非危言耸听。
3、社会文化的缺陷导致文学批评的缺陷。
多年的“浅文化热”渗透社会每一根汗毛孔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批评界学术界，还是影视歌舞等娱乐圈，催生了一大批所谓的社会公众人物，即人们常说的名人，殊不知这些名人表面上风光无限，其实不少人都是问题人，当他们集金钱、物质、美女于一身的时候，往往是丑态百出，人性恶的一面也频频曝光，这些人不仅没有引领社会正气，反而从很大程度上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社会的躁气，使得社会的文化层面呈现出一种空前的急功近利、追名逐利现象的恶性循环，许多人为了出名不择手段，什么不要脸的话都敢说；许多人为了利，什么不要脸的事都敢做！在这样一种社会不良文化氛围的驱使下，留给文学批评的净土还有几亩？比如，如今仍然穷追猛打不愿住手的“咬鲁群体”，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病相”。许多年来，社会文化界各个领域，都不乏修理恶搞鲁迅的“无知无畏之徒”，他们骂鲁成名，这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个反讽。
我们不禁要问：这个社会怎么了？鲁迅怎么了？一句话，日益深化的窝里斗文化基因渗透了社会文化肌肤乃至胚胎，一些文化混混不惜把先知抹黑、把社会妖魔化，也要让自己出名获利，可见，重名重利、名利至上，已经成为当下社会“重症”之一，当一个社会不要脸的人多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文学创作及其批评还能正襟危坐、焚香净手吗？
以上所列举几种“社会病”都是实际存在的现象，并非空穴来风。一个社会无论怎么治理、怎么改变，但最终的目的无非就是追求进步与文明，如此，就要允许人说真话，给人民创造更多的说真话的空间。如果一个社会不要脸的人越来越多了，而敢于说真话的人却越来越少了甚至绝迹了，如此，还能说明这个社会是在进步吗？
我们为纯正文学批评之风鼓与呼，其实也是一种善意的呼吁，不乏一种良知与责任。纯正文学批评之风，不仅对文学创作有益、对读者有益，而且对匡正整个社会文化风气也是有益的。的确，文学批评之风一旦纯正、规范而又严肃了，杜绝了人情化、游戏化乃至酷评恶搞之气，无疑也会给社会文化建设带来一缕清风、一线阳光、半亩方塘，即便事倍功半，却也要敢于光着脑袋钻刺丛。
把尊严还给文学批评，这就要求我们的批评家首先要做有尊严的批评家，然后才能去捍卫学术的尊严、文学批评的尊严，既要坚决拒绝那种不讲原则、一味粉饰的心灵鸡汤式的好妈妈评论，也要坚决拒绝那种“话语刀客”式的耍流氓评论，动不动就把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给一笔抹煞，一黑到底。文学批评的学术性及其文本规范与原则固然一言难尽，但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对社会有担当、对作品负责任、捍卫文学与批评的规范与良知，也就等于把尊严还给了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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