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与唐璜 □仵埂
在中西文学人物形象画廊里，因猎艳而著称于世的，当数《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拜伦笔下的唐璜。但是，两人虽同为猎艳高手，但是却又是那样不同。在拜伦的《唐璜》里，放纵的是追寻的力量，是上天入地的漫游奇遇和享乐追寻。唐璜具有正义感，善良勇敢，热爱妇女。尽管他的奇遇里，破除了社会的纲常伦理，不断的艳遇，使他成为花花公子，但是他身上放射出的人格魅力，使人们对他的评价变得复杂，在这种语境下，拜伦笔下的唐璜，即使不是肯定性人物，那也至少是一个中间人物，就是说，人物充满着对人生意义的追寻，或者说，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性追寻。正因为这样，在唐璜眼里，只有不断向前，不断开拓尝试陌生的人生境遇，打破沉闷的现实生活，使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新鲜的太阳，不去留恋昨天，也不去思虑未来，自我足下走出的就是自己的历史，他雄心满满地说：“世界历史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的。”这样一个大胆反叛世俗的规范、法律，反叛基督教精神，而以欲望的及时满足和无限探索作为唯一目标的人物，透露出人在陷入庸常乏味的日常性虚无中而无解之时，一种激烈绝望的反抗方式。所以，唐璜在西方价值体系里，是具有正面意义的。
在猎艳之行中，西门庆的做法尽管与唐璜如出一辙，对心仪的女人攻城略地，也收获了一大把尤物，但是在人物的心量格局上，两者却截然相反，这是人物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致。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形象出现的，不仅仅在《金瓶梅》的评价里，他是一个被批判的负面形象，即使在作者的眼里，自己笔下的人物，也难以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说，作者无法为自己笔下的人物定位，他自己无法安顿这个人物，在兰陵笑笑生的价值体系里，还生不出唐璜这样的人物。中华文明，还没有这样的思想意识资源，没有一个对人的欲望放纵探寻的合理性支撑，至少，没有人对欲望进行公开的理直气壮的辩护。
对欲望的放纵化满足，在古今中外的道德秩序里，都是被惩戒的对象，但是，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际，没有人敢为其合理性部分释绑，甚至没有人敢于正视，诸子都看到了欲望对族群的腐蚀与破坏性力量。西方却不大相同，尽管其主流是否定性的，但是，在其历史沿革中，总有另一种声音发出，亚里士多德为艺术辩护的理由之一，就是它具有泄导情感的功能。以后有伊壁鸠鲁明确为生命快乐张目，文艺复兴之后更如此，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人欲对抗禁欲的典型标本。
但是，西门庆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在兰陵笑笑生笔下，也出现矛盾，一方面，尽情细致刻画西门庆大官人与多位女子的尽情艳享，且不乏偷窥暗赏心理，另一方面，又祭起道德的刀斧，对其进行鞭挞杀伐，在其序言中，反复强调这部小说是“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东吴弄珠客所题序言，寥寥三百余言，只是强调这一句话，说“读《金瓶梅》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也。”
直到今日，我们也不知道兰陵笑笑生是何许人也，他不敢露面，活着不敢，即使死了，也不敢，他想有一个清名，于是云遮雾罩，永远把自己掩身于安全的状态下，使伦理之刀斧不会砍向自己。即使有序言这样的说明文字，他也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容来。他的名字，据专家们考证，兰陵是地名，一为今日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一为浙江绍兴。名为笑笑生，嬉笑人生，似为解嘲，书中所写人与事，作者以“笑笑”之态待之而已。
西门庆与唐璜不同还在于，西门庆置身乡里，在这个方圆不到十几里的范围称王称雄，谋算别人的女人和钱财，成为为害一方的恶霸。唐璜则是漫游诸国，是连带起世界历史的人物。这样，他的寻欢作乐，就有点不同寻常，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否定型的形象。他身上具有了参与历史的要素，个人的行为进入了历史，也就具有一定的魅力，这种魅力，是我们跟随这个人物看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西门庆却不是这样，在作家笔下就已经定位了，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心灵旷野里，无法安顿这个人物，他能够安顿的，是自我情欲的泄导，他把西门庆这个人物作为自我泄导情欲的对象。
遗憾的是，在所有小说的叙事里，只要这个人物是主人公，因其叙事视角，便自然地获得同情性理解，就是说，读者的情感立场，一般会偏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但因作者的境界眼光局限，无法从这个人物身上开掘出合理要素，于是也就无法安放给他一个恰切的位置，读者在自己的心理世界里，也一样无法将他妥帖安放。
于是，《金瓶梅序》的第一句话是：金瓶梅，秽书也。
新闻推荐
西方文学史上，有一部曾风靡一时的小说叫《红与黑》，里面写的是一个叫于连的穷小子，如何通过勾引贵族女人而爬到社会上层的故事。于连到市长家里，为市长的孩子当家庭教师，这样，他接触到了市长夫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