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论语 遏制电信诈骗不能迷恋公判大会
10月20日上午，福建安溪法院到长坑乡崇德中学，集中对3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11名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张某明、苏某成和上官某星等1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两年六个月至十一年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和追缴违法所得。
（据10月22日《泉州晚报》）
说到当前的电信诈骗，相信没有人不愤怒。这一新闻出现后，我们一方面为当地司法部门对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审理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这一名曰“公开宣判”，实质为公判大会的判决方式，却实在让人五味杂陈。
早在1988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规定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都是违法的；不但对死刑罪犯，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及一切违法的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2003年，最高法院再次下文，明确规定不准公审公判，坚决反对集中宣判和执行。而从舆论的反馈来看，民众对于这种方式的反感也越来越大。
这次安溪对于11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的宣判，虽然称不上是“游街示众”，但集中宣判的性质已然坐实，也释放出强烈的示众色彩。更为关键的是，从曝光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不只是法官等庭审程序所必要的司法工作人员，还有当地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这与司法意义上的公开宣判显得格格不入。
确实，若熟知安溪作为电信诈骗犯罪重灾区这一现实背景，就不难领会当地相关方面安排这场公判大会的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声势浩大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展示当地打击电信犯罪的决心和魄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机普法。这其实和不少地方公判大会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无论是公判大会走进学校，还是组织地方民众“观摩”，这一方式究竟能够起到怎样的普法教育却一直是一个疑问。毕竟，如此表演色彩强烈、有着行政力量参与的公开宣判，缺失了法庭审判的固有仪式，反倒更容易让人产生人治压倒法治的印象。而事实上，遏制电信犯罪的发生，在根本上不在于公开宣判的“残酷”，而在于法治的如影随形。就此而言，这样的公判大会，不仅违法，在效果上恐怕也只能与其预设目的背道而驰。
电信诈骗确实需要得到高效的治理，但法律的边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得到恪守。治理者既不能利用民众对于电信犯罪的“复仇”心理，来无视和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也要克制自身的治理快感和冲动，防止“头脑发热”。发生在安溪的这场有关于电信诈骗犯罪的公判大会，其所释放的警示意义，值得更多地方吸取。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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