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清这些问题,对我们了解孙伯玉究竟是
查清这些问题,对我们了解孙伯玉究竟是个什么人非常重要。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怂恿不法之徒。”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孙伯玉与敌伪政权的人物交往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被迫的话,那么,在今天爬上‘区长\’高位的他还继续这样做,就是出自自觉自愿了。直到现在,他还和旧政权的重要人物有交往。在这次什驿建立基层政权时,他还把伪甲长周培文千方百计拉入我乡政府,让其担任文书之职(其实是昌平乡一时找不出个识字人,孙伯玉让周培文暂时代理几天罢了)。在这次清匪反霸中他有意漏报土匪一名(其实是未查出来)。在他的怂恿和包庇下,什驿清匪反霸工作进展不力,至今仍有十多个‘哥老会\’人员逍遥法外。五、“言语粗俗,行为卑劣。”孙伯玉平时根本不注意党的干部形象,哪像个区长的样子。组织发的衣服他不穿,还骂作是“老虎皮”(这是孙伯玉批评一些干部时说的话)。他经常独自一人出门,一些干部要跟从也被他骂了回来。下乡后他随便朝老百姓炕头上一蹲,和一些男男女女胡说乱谝,长此下去,会严重损害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毁坏党的干部形象……
满篇的胡编乱造,满纸的恶毒攻击,孙伯玉还未把材料全部看完就气得浑身抖动,口颤心摇说不出话来。
他把材料朝桌子一扔骂道:“真把世事颠倒了,老子是假革命,老子有罪,他提上枪明火执仗的倒成了真神了?我去找部长——”骂完后扭头从组织部出来了。
可是,一连十多天,不是书记、县长不在,就是部长开会,反正没人见他。孙伯玉越来越灰心丧气,在心里苦笑着说:“说我消极革命,这一下算是说对啦!”
孙伯玉住在县委招待所里专门交代问题,但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整天吃了睡睡了吃。他认为这些问题不需交代,而且也无法交代。他要求县委对他的问题进行调查,明确给他个答复。
一天,有几个区上的干部来看他,告诉他,他的区长职务已指定由孙国鼎代理,孙国鼎在会上说,孙伯玉这人坏得很,已经被县上抓起来啦。孙伯玉听了后冷笑一声说:“让他说去吧,我就不信革命光革我,不革他?”
此后又等了一个多月,他的问题仍然没有人答复,孙伯玉多次找县委,县委让他找组织部。在组织部里他两次见到了部长,部长说正在调查,让他耐心等待。眼看到了腊月头上,孙伯玉实在等不及了,决定采取一次贸然行动。
他把自己关在招待所里整整想了两天,就材料上反映的问题想好答案,然后请了个代笔的长长地写了一份说明材料。材料末尾是这样写的:“照有人反映,这些问题确实严重,请组织速查,如是实的,本人愿担当一切罪责,包括坐牢、杀头；如不实,一定要查清诬告人是谁,其目的何在?……问题澄清之日,我坚决要求回乡,后半辈子老老实实当一个农民,把地种好。”孙伯玉带着这份材料步行四天,赶到地委所在地。
地委的干部热情接待了他,收下了他的材料,答应尽快转给领导审阅。
孙伯玉又耐心地在地委招待所住了十天。
一天,有个地委干部来通知,统战部的一位领导要见他。孙伯玉奇怪,怎么我的问题要统战部来解决,这又是啥路数?
跟着这个干部转弯抹角来到一片大柳树掩映下的地委大院,刚走进办公室,孙伯玉朝那位等着见他的领导脸上一看,一下子惊呆了。
原来,此人正是当年千方百计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汪兆辛!
汪兆辛在中央红军占领庆州西川后队伍就被打垮了,连他本人也当了俘虏。那时候抗战已成了主要矛盾,红军初来乍到又急着用人,鉴于汪兆辛被俘后有悔罪表现,加之他虽为县北数乡民团团总,但因时间短,对地方为害并不大,所以经教育后红军就留用了他。抗战期间,汪兆辛又极力表现,拿出一部分家财资助抗战,后来竟一步步升任成地方上的重要干部。
汪兆辛虽参加革命,但政客毕竟是政客。何况他那种多疑、狠辣的心性却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特别是最近以来,听说即将开展土改工作,他担心自己家迟早都不能幸免,常常在夜间忧愁得睡不着。
孙伯玉的材料转来后,地委的几个领导都下乡不在,秘书就把材料送了他,他一见材料上赫然写着孙伯玉的名字,立刻想到当年那个会墁窑的南塬娃,心里一下紧张了,就迫不及待地想见他。
关于汪兆辛的情况孙伯玉什么也不知道,他一见汪兆辛就不由生出一种反感和抵触情绪。此时孙伯玉的心凉透了,无论汪兆辛问什么他都说不知道。汪兆辛问他:“那你来地委究竟想怎样解决问题?”孙伯玉大声说:“不解决了,我啥也不想解决了,我算看透了,只有不革命最后才是真革命。”
听了这句话,汪兆辛的脸一下子红了。看着孙伯玉气哼哼地出了门,汪兆辛赶紧提起笔来,在孙伯玉的材料前面写了几句话。
从地委回来后不久,县委通知他,他的问题已经澄清,材料上反映的问题基本不实,他仍然是个好同志,可以回去工作了。
从接到通知之日起,孙伯玉就见天跑县委、跑组织部,反复要求回乡当农民。
一天,县委贾书记接见了他,说:“现在刚刚解放,环境很复杂,对干部的审查要严一点儿,你不要想不通。”
孙伯玉诚恳地说:“开始我思想上的确有那么点儿,后来细细一想,也就那么回事了,没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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