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医生诊断的官员抑郁症 □杨于泽
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1月8日自缢身亡，终年55岁，有关方面称祁晓林“生前身患疾病，有抑郁症状”。某知名律师在微博上补充了一条信息，谓“谈话后即患抑郁病”。也有媒体提及去年9月祁晓林的同僚何靖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的情况。
因为患抑郁症，所以一名官员自杀了，这样解释显得顺理成章。有媒体专门制作了各地近几年自杀官员的一份不完全表格，共22个案例，官方对自杀的解释包括压力大、精神焦虑等，但主要是“有抑郁症状”。这种解释似乎马上见效，警方签字结案，单位恢复平静，公众也觉得无话可说。
但是所谓“有抑郁症状”，还是让人觉得十分蹊跷：自杀了，就被发现“生前身患疾病，有抑郁症状”了，为什么在其安然在世时，有关方面没有关心、爱护一下官员？一个有心理疾患的人，承担繁重的公仆之责，有关部门是否有必要知会一下当家做主的主人？领导出事了，真相出来了，未免让人觉得太过突然。
解释有了，但并不能释疑解惑，而是使人们陡增疑窦。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必须有执业医师出具的诊断，这不仅在说服公众时需要，在警方结案时更是不可或缺。但现在一桩桩抑郁而死，几乎没有一桩公布过当事人的病历，全凭有关方面一张嘴。当然，人家也没断言自杀官员患抑郁症，而是说，“有抑郁症状”。但有症状不等于已经生病，离生病还远着，就自杀了，这说不过去。
官员患抑郁症，因为被宣布的多，现在似乎就成了一种“时代病”。说它是时代病，意味着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或最突出的，而要给出某种解释也很容易。1980年，凯博文以湖南医学院为研究基地，研究了大量“神经衰弱”病例，发现它承载着巨大的社会功能：人们拿着诊断，向单位请病假，要求组织调动工作，或者要求调换居住地点。而现在，“有抑郁症状”，或者更通俗地说是“精神压力大”，似乎是对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标准解释。前者指向物质诉求，后者无关待遇，无非是提供了一种“说法”。
“说法”固然有了，公众却没法停止追问。上世纪80年代，准备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男女，多有“神经衰弱”的倾向，但因此而寻死觅活的人极少。现在，患抑郁症的人似乎越来越多，而以官员抑郁自杀最为耸动听闻。但谁能认定抑郁症？调查组没有资格，警方也没有资格。官员自杀，需要一个经得住推敲的交代。
（据1月10日《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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