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哲敏：此生唯愿尽“力”报国 王小谟：开拓中国预警机事业
做国家需要的事情——这是郑哲敏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回国前，导师钱学森对他的叮嘱，也成为他人生的主线。
“爆炸”，这个听起来威力无边的词，让人很难与这位笑容可掬的88岁老人联系在一起。
他是著名力学家、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郑哲敏院士。18日，他登上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做国家需要的事情”
记者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见到了郑先生，这是他工作了近60年的地方。先生穿着寻常衣服，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笑容中透着亲切和孩童般的天真，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是中国力学界德高望重的泰斗。
获了奖，这位耄耋之年仍思维敏捷、耕耘不辍的科学家觉得“心情很复杂”，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获得这个奖，感到很惶恐，有荣誉就有责任，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为国家尽多少力，总觉得好像欠了什么完不成。”
做国家需要的事情——这是郑哲敏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回国前，导师钱学森对他的叮嘱，也成为他人生的主线。
时间回溯到1960年秋天一个下午，力学所操场上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爆炸。硝烟散尽后，一片薄薄的铁板被炸成了一个小碗。
这个爆炸成形实验让时任力学所所长的钱学森预见到一门新学科正在诞生，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并将开创这门学科的任务交给了郑哲敏。
爆炸力学，当时全世界都还没有这样的称谓。而在1955年回国前，郑哲敏连炸药和雷管都不曾见过，但他毅然接受了任务。
那时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两弹一星”研制，由于加工工艺落后，火箭里面很多形状特殊的关键零件很难制造出来。
郑哲敏接到任务，用爆炸成形的办法造出火箭的零部件。经过3年努力，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主要规律，并和工业部门合作生产出技术要求很高的火箭零部件，为中国火箭上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我国开始地下核试验预研。郑哲敏独立地与国外同行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力学模型——流体弹塑性体模型，并应用这个模型对地下核试验当量作出了预报。
他还钻研10年，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破甲机理、穿甲简化理论和射流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改变了中国常规武器落后状况。
出于对爆炸事故和灾害的忧虑，郑哲敏组织开展了粉尘燃烧和爆炸、煤与瓦斯突出、爆炸处理水下软基等研究，为国家解决了一批重大实际问题。
“他从来都是以国家重大的、急迫的需求为选题方向，做‘雪中送炭\’‘爬坡出汗\’的工作。”他的学生白以龙院士说。
“看得更深一些、更远一些”
求学时，郑哲敏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人——他的大学老师钱伟长和博士生导师钱学森。
“他们教了我很多科研精神、研究方法和做人的原则，让我终身受益。”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的郑哲敏始终对两位老师心存感激。
“钱学森先生曾对我说，你做这个问题要想到后面更大的问题是什么，这对我的影响很大，就是说不要把眼光只局限在眼前的‘小\’问题上。”这也成为郑哲敏一生治学的信条。
郑哲敏继承了老师以应用力学为主的方向，他希望力学打开大门，走进更多行业，在发展高技术、实现传统工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郑哲敏多次到大西北，看到大片黄土或戈壁滩遇到大雨容易形成泥石流，冲毁铁路和房屋。他心里感到不安，经常考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经过长期思考和调研，他提出了力学应面向地学的观点，组织开展了环境和灾害流体力学研究。
在他的倡导组织下，我国建立和发展了灾害力学、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
早在1956年，郑哲敏就作为钱学森的助手参加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力学学科规划的制订。1977年至1999年间，他一直是我国力学学科发展规划的主要领导者和制定者之一。
“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总是比别人看的更深一些，更远一些。”学生兼同事洪友士说。
但郑先生谦逊地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想为国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搞科研要经得起寂寞”
年届九旬的郑先生现在每天时间安排很紧凑。“我起床后自己洗衣服、晾衣服，把做家务当做锻炼，上午到力学所上班半天，下午在家上网至少两个小时，天气好就出去散散步。”
总结自己长寿的“秘诀”，他说：“主要是多走路，不大吃大喝，睡觉基本正常，看病‘勤快\’。”
与他相处40多年的同事陈维波认为，郑先生长寿的最大秘诀是“心理健康”，心无旁骛，从不在乎名利。
在学生眼中，老师在有些问题上很“严厉”。学生李世海说：“有时候我参加社会活动多，他就会严肃批评我，告诫我要潜心研究。”
“现在年轻人压力大，不能沉下心想远一点的事。”郑先生说，“只考虑‘近利\’，必然影响他的成果和决心。”
他语重心长地说，搞科研更多的时候很苦、很枯燥，要经得起寂寞。
旁人看来，郑哲敏是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但他却说出了自己的“遗憾”：一是就做了这么几项工作，“没能做更多的事”；二是一些时候有些胆怯，不敢想，所以“该抓住的一些机遇溜走了”。
如今，郑先生肩上的科研担子减轻了许多，但他对中国科学未来发展的思考却没有停止，并且亲自带着博士生。
闲暇时候，先生喜欢看一些哲学、科学史的书，听一些“不太热闹”的音乐，最喜欢巴赫和贝多芬。
“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中国一定得有自己的预警机！”
雷达、预警机、中国电科……自从50年前走上国防科研这条路，这些神秘的词汇就和王小谟紧密相连。
1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中央，胡锦涛主席把大红的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证书交到王小谟手中。
人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对共和国“预警机之父”的崇高敬意。
“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预警机”
上世纪80年代，王小谟主动策划，与十几位老专家深入酝酿，希望自主研制预警机。
自主研制预警机，谈何容易？技术行不行？能力行不行？许多争论和质疑纷至沓来。
王小谟不顾各方质疑，详细整合十几年的研究基础，综合分析国内各方面的科研力量，最终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开启了一边国际合作、一边自主研制预警机的漫漫航程。
“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中国一定得有自己的预警机！”王小谟说。
合作研制期间，王小谟受命担任预警机工程中方总设计师，提出采用大圆盘、背负式、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方案，这是世界首创。同时，他坚决主张并且部署安排了国内同步研制，并做出了样机。当外方迫于国际压力单方面中止合同时，他部署安排的国内同步研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做出了预警机样机。自力更生，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机呈现了雏形。
回首自主研制的这段漫长历程，王小谟说：“我们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这数年中，研制团队突破了预警雷达研制最为关键的“两高一低”技术，建立了亚洲最大的测试暗室和亚洲最大的热压罐。国产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9个第一，突破100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30项。我国的预警机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发表评论：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
“预警机之父”的“雷达人生”
200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两型预警机带领的空中梯队以及地面雷达方阵首次公开亮相，令全世界雷达领域的同行为之惊叹。
看台上的王小谟流泪了。因为在这些成就与惊叹的背后，有他在雷达界半个世纪的付出与心血。
作为我国预警机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50年来，王小谟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主持研制出多部世界先进的地面雷达，并引领我国实现了从地面雷达向空中预警指挥机的飞越，为推动我国国土防空网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仅如此，在王小谟自主创新精神的感染和培育下，我国雷达领域的一大批年轻专家脱颖而出，成为我国军事电子领域的中坚力量。
2010年，他主导研制的预警机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同时，他亲任出口型预警机总设计师，首次提出运八平台背负圆盘型天线罩的设想，实现了“小平台、大预警”。
随后，国产首架出口型预警机顺利交付，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年近七旬的王小谟在研制预警机的过程中曾在零上40摄氏度和零下30摄氏度的机舱熬过数月。在预警机研制的关键时期，他遭遇车祸，腿骨严重骨折。雪上加霜的是，王小谟又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
所有人都焦虑了，然而，病床上的王小谟却镇静从容，一边输液一边和设计师探讨交流研制问题，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像往常一样出现在试验现场。当压力与病魔同时来临，王小谟让人们看到了平静与坚定的力量。
谈起成绩，王小谟非常淡然，他不断提起的是，科学是现实的，来不得半点马虎，在预警机的研制过程中，如果没有数代军工电子人的不断探索和技术积累，没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准确定位、科学规划和超前管理，中国预警机只能是“空中楼阁”。
科学家的精彩“票友”生活
游泳、登山、唱京剧、拉胡琴……枯燥严谨的工作之外，王小谟是一个懂得享受生命的人。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常常去体验生活带给他的精彩。
王小谟坦言，最喜欢梅兰芳的戏，尤其喜欢《宇宙锋》。大学时，他就是校京剧团团长、也是摩托队成员。多年的沉淀与积累，他把那京腔京韵唱得悠扬婉转，胡琴拉得如泣如诉。一曲《苏三起解》《杨门女将》，曲牌正宗、演奏老到，在那时而委婉悠扬、时而快板激昂的演奏中，我们再也找不到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王小谟，似乎坐在面前的是一位艺术家。
然而，这样的时刻并不多。他说：“我曾经有一个愿望，到70岁以后不再参与工作，找一帮喜欢京剧的人一起练练。看来只能80岁以后了！”
显然，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如今已年过七旬的王小谟仍坚持在科研一线，依旧拥有和年轻时一样爽朗的笑声，岁月没有侵蚀掉最初的快乐，反而更滋生出从容与豁达。
平时，只要没有外出开会或其他公务，他每天都坚持上班，每周都会到实验室与课题组年轻同志一起研究讨论技术问题，并检查课题进展。
他还在谋划祖国预警机未来发展的蓝图，还在为预警机事业发掘更多的“千里马”。因为他清醒地知道：“预警机的路还很长。搞装备的，国家的需求就是目标。”
（均据新华社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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