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权利救济渠道方能规避极端案件 □周虎城
近日，一则扬言制造血案的短信在广州流传，引发无数家长恐慌。扬言者是湖南郴州市汝城县人曹再发，他老家房子被强拆，没拿到补偿款，还被一名自称能帮他解决拆迁款纠纷的某行业报记者骗去3万元。后在广州媒体记者劝说下，曹再发投案自首，他承认确实想制造血案，“甚至连刀都买好了”。
血案之所以没有变成现实，存在多种侥幸。如果不是广州公安部门紧急防备，如果不是旁人的到位劝说，如果不是他公开扬言，血案发生或许无法避免。
我们必须反思一系列社会突发事件的起源，务求从根本上化解不良突发事件的产生原因。
在传统治理理念中，让社会保持稳定的方式主要就是靠国家暴力机器压制，靠行政命令，靠一把手工程，靠一票否决制等加以强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大体稳定，但也出现了“天价维稳”现象，出现了一些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以及非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可见，“堵”并不是化解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唯一和最佳方式。当然，“堵”是必要的，有时不堵不行，但光堵也不行，还是得疏，不能击鼓传花，把责任、问题都留给下一任。
曹再发投案自首了，被劝回了，但产生曹再发的社会土壤仍然存在，各地与拆迁有关的利益纠纷仍然不少，而且相当一部分矛盾十分激烈。如何处理好城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是当前社会能否健康和谐发展的关键；同时，如何引导公民以合法手段维权，也是不容回避的话题。
非法维权，即使是想获得公正的利益，也会因手段的非法性而使公正不复存焉。那么曹再发为什么不选择合法维权？事实上，他不是没去找领导，不是没去找当地法院，不是没找媒体。但这些看得见的维权平台，并未帮助实现他理想中的结果，反而令他感到不公。在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中，当庞大的国家机器启动以后，公民个体的抗争几乎是软弱无力的，正由于软弱感、无力感的泛滥，导致社会信任度越来越低，导致公民放弃用合法手段维护权益，而试图通过吸引外界注意力来同归于尽。这无疑是可怕的。这种可怕在于，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导火索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火药桶埋在哪里。
要想化解这种社会不信任感，化解曹再发心中的怨气、戾气，必须拓宽合法救济渠道，让公民可以通过各种显而易见的合法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就需要在政府行政权威之上，建立司法权威，使公正司法成为公民维权的根本保障，进而形成多重权威体系，使公民能通过多重的权威体系找到更多的解决问题平台，表达更多的利益诉求，推动更多的矛盾化解，实现更多的和谐稳定。
因此，要想使公民皆通过合法方式维权，就需要政府先严格依法行政，大家均以法律为准绳，均以司法权威为最终依据，采取非法手段的极端维权案件才会逐渐减少、消失。
（据《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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