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想遭遇底线困境
□熊丙奇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
钱先生的话，在网络上遭遇不同的解读，有的表示赞成，认为钱先生说出了对当前大学教育的忧虑；有的则表示反对，认为“伪利他主义”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可怕，作为长者，不应该一味批评青年人，而应该理解青年人所处的现实环境。
讨论任何话题，都需要语境，钱先生说上述这番话，是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因此，话题必然围绕如何建理想的大学。就这个话题，我们每个人不妨问问自己：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是什么模样？现在的大学和大学生，已经达到“理想”的境界了吗？
对于教育话题的讨论，每当涉及对教师和学生问题的批评时，总会遭到舆论的“反弹”，比如，说教师急功近利缺乏教育理想和学术理想，批评学生完全是“工具理性”没有理想抱负时，都会遭到质疑：教师能不急功近利吗？学生能有“工具理性”已经不错了。
如果都以这样的态度来分析我国的教育问题，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与自己无关，于是大家心安理得地容忍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每个教育中人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教育的问题，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将很难出现“理想的大学”，我们对大学的期待就越来越低。
这次围绕钱先生谈话的争议，也是这种困境——你在谈大学的理想，大家却觉得现在大学连底线都不够，或者说能做到底线已经不错了。以理想的眼光看问题，大学中诸多事，难以容忍，而以底线的眼光对待，能有一点羞耻心，已是难能可贵了。人们的耻感，也就是这样一步步消失的。
接受大学教育，有双重的价值，一是功利的价值，即提高工作的技能，由此找到好的工作；二是非功利的价值，即提高个人的修养，发展、完善自我。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几乎只剩下功利的价值。这样的大学，很难成为社会的灯塔，引领文化的发展。由于一心追求功利的价值，大学的独立性必然丧失——这正是大学存在的最大理由——而变为围着社会需求转的职业培训所。
更不幸的是，在功利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似乎也接受了北大、清华这样的“办学定位”，选择北大、清华的理由，已经心照不宣：为了当官（清华以培养了多少高官为荣），为了发财（北大以培养了多少富豪为傲）。
很多人说，选择当官、选择发财，何错之有？这当然没错，但这不是一所理想大学及其学生的品质。何为理想的大学，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如果蔡元培先生活到现在，可能会发出感慨，何办此大学？——不要大学，只要有官场，就会有官；只要有商场，就会有大款。这不是大学的作为，而是把大学作为了做官、致富的工具。
我国要出现理想的大学，需要回归对理想大学的认识。不管现实环境如何，这种理想都不能泯灭。
（据5月6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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