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从甘肃正宁到江苏丰县接连发生的校车事故震痛国人
□陈方
从甘肃正宁到江苏丰县，接连发生的“校车事故”震痛国人。在当下《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向全国征求意见中，官方和民间纷纷献言献策。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拯救校车”的讨论中，解决之道大都框架在“城市思维”的路径之中。
12月16日，“公安部要求以最高路权为校车提供保障服务”的新闻不约而同地成为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新闻，“最高路权”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日“新闻眼”。事实上，“最高路权”就是解决校车问题典型的“城市思维”。
纵观校车事故发生地，不难发现大多数事故悲剧发生在农村。数据显示，近5年来，校车事故死亡学生中的74%为农村学生，而最近被媒体广为关注的甘肃正宁、江苏丰县校车事故，也都发生在农村。农村有多少公交车又有多少公交专用车道呢？赋予农村校车这方面的路权，显然没有太多大实际价值。或者说，针对目前中国发生校车事故的实际，大书特书“校车路权”问题，这只是城市人放大了“校车路权”的重要性而已。“拯救校车”，自然要追问校车事故发生的根源所在，“撤点并校”无疑是重要因素；“撤点并校”是如何进行下去的，这无非又是城市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忽视农村现状制定出来的政策。从这个链条探究下去，校车事故接连发生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脱离了农村实际制定的政策。不该撤的学校撤掉了，撤了学校又没有配套的宿舍、校车跟上。而在“拯救校车”中如果过分依仗城市人讨论的所谓“路权”，校车问题能不能彻底解决，实在不敢早下定论。
其实不止是校车问题，放眼当下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制定政策、发展经济中，“城市思维”处处可见。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从农村置换土地搞城市建设，把农民赶上楼房；一些城市追求气势恢弘、富丽堂皇的“吉尼斯”大街、广场，却鲜有人提及新开发的广场是否占用了农民的耕地；城市人口开始老龄化了，就有专家们开始呼吁放开二胎，他们却看不到农村和城乡接合部有多少“偷生”的孩子还没上户口；城市肉蛋贵了，就会想到补贴农民发展养殖业，鲜有人考虑肉蛋价格大起大落后对农民的伤害；甚至连高考加分中讨论的“特长生”，也与农村考生无缘……
中国当下很多社会问题并不只是城市人的问题。中国是农业大国，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源头依然是在农村。出现中国社会城乡不同步的局面，不少是由于城乡二元化结构所致。如果解决的路径脱离农村实际、仅仅局限在“城市人”的思维框架里，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会使矛盾越积越多。
一个国家的正义取决于社会权力状况。在中国没有完全走向城市化之前，看待中国社会问题时，不妨“谦逊”地收敛一下“城市人”的思维。在真正城市化到来之前，如果农民的话语权以及对权利诉求的博弈能力得不到根本上改善，如果“城市思维”左右了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那么包括“校车事故”在内的很多社会问题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
社科院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没有农民的中国”越走越近。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越来越快，而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还会在一些地方长期存在。要化解这种不平衡、不协调，防止城乡出现新的“断裂”，需要政策制定者多一些国情意识和农村思维，让农民的权利和权益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得以更充分的保障和体现。农村的实际、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应该成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盲区”。
（据12月21日《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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