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冲突涉及到新闻职业的伦理问题一个司机违章被交警
这个冲突涉及到新闻职业的伦理问题。一个司机违章被交警拦停，有接受违章处理的责任，没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义务，更有不在电视节目中出镜的权利。女司机始终不肯面对镜头，没有什么不妥当。记者应是客观中立地报道事实，不应当对被采访者使用贬低性评价的语言，问违章女司机是否“给贵阳市丢脸”，有违于职业要求。更进一步探问，一个女司机违章就是给一座城市丢脸，这个认识未必站得住。违章就是违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违章接受处罚，并不意味着当事公民的其他权利的丧失。
——违章女司机被交警拦停接受处理，贵州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采访这名女司机，女司机始终不面对镜头。女记者问女司机“贵阳正在‘三创一办\’，你这样的行为是否给贵阳市丢脸”，女司机于是爆发，连续攻击女记者。
如何遏止戴姆勒们的寻租冲动
不可否认，司法的消极和违法成本过低形成的反向激励是导致海外商业贿赂肆虐的缘由之一。因此，在立法上加大惩治力度，在执法上严刑峻法，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上更趋缜密，自是反跨国公司腐败的应有之义。然而，这并不是治本之策。不构筑维护公平竞争的制度体系，不约束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不痛下决心转变国企亦商亦官的身份，不坚持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市场法则，即使法治严苛，亦难以遏制“戴姆勒”们在中国寻租的冲动。
——3月24日，美国政府指控戴姆勒公司在1998年至2008年间向22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行贿数千万美元，从而换回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中国不出意外地涉及其中，据估计行贿金额高达417万欧元。
让郑民生杀人的是“社会”吗
我们并不否认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正，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社会成员之间机会的不均等，甚至有些方面已经很严重；也不否认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但这绝对不能成为一个竞争失败者报复社会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一个人必须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让社会环境顺从自己的喜好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拉社会环境为他的罪恶垫背，而是应该思考，作为社会的一员，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自己。
——南平凶案发生后，就有论者言之凿凿地把郑民生的犯罪动因，归之于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让社会来为郑民生的犯罪承担责任，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何所指。遇害孩子的家长们能接受吗？
乡长“杯具”事件见证“丛林生态”
这一解释对应的现实，就是当地已经形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生态。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里，农民与乡长的冲突在很短时间内就会传播到妇孺皆知。如果乡长不能在冲突中“搞定”农民，那么农民挑战威权的行动就会获得鼓励，并被后来者不断效仿。而乡长借助警察权，把他视为挑衅的农民扔进了班房，则可以大大显示他的强势，证明他的威权。这也意味着丛林法则的再次强调：凡与乡长对着干，马上就叫他难看。
——65岁的河南农民魏克兴在找乡长反映土地补偿问题时，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乡长喝止。两人发生冲突，结果乡长喊来警察，农民被拘留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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