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曾家寨子，绘“家族之树”
□本报记者余如波
对于艺术家杨千而言，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的曾家寨子，长期以来只存在于母亲曾老太太的讲述中。尽管这里与成都市区相距仅几十公里，1959年出生的杨千却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今年4月才首次踏足此地。来了七八次之后，一组多媒介装置作品也逐渐成形。7月30日下午，《行走-曾家寨子》杨千个展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举行。杨千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唤起并重构了自己的家族记忆。
初进寨子 被废墟“震撼”
一名身着素净旗袍、手拿宽檐帽的年轻女子，一位穿着短衣短裤、身姿笔挺的小男孩——这幅黑白色的肖像油画，静静地悬挂在展厅墙面上。对于杨千而言，这件根据老照片绘制的作品意义非凡：画中人物分别是他的外婆和舅舅，画面背景则是民国时期的曾家寨子。
杨千的母亲祖上为广东客家人，清朝乾隆时期迁至姚渡。道光至同治年间，曾家老寨、水浸坝曾家寨、上新寨和下新寨相继修建，1874年全部完工并组成完整的曾家寨子。曾老太太出生在这里，并度过童年时光，然而1985年举家移居美国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过。
杨千出生、成长在成都市区，随后辗转国内外求学、创作，2002年回国后定居北京，曾家寨子唤不起他什么情感波澜。直到接到成都当代美术馆的展览邀请，杨千才突然有了冲动，“想去母亲成长过的地方看看，探寻家族和时代的变迁”。
今年4月的一天，首次走进曾家寨子的杨千“被震撼了”。“曾经精雕细琢的江南式庭院，现在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第二次去，杨千多方咨询和调查，才找到母亲住过的房间旧址——而今变成一间“丑陋”的彩钢房。
行走寨子 绘“家族之树”
近年来，杨千以“行走绘画”的创作方式著称，他采用手机上的运动APP，在公共空间走出不同的轨迹，用霓虹灯管组装成相应的形状。在艺术评论家王端廷看来，“行走绘画”最大价值在于拓展了观念艺术的范围，“将行走这样一个日常行为变为艺术，让每个行走者成为艺术家”。
杨千此前的行走绘画，多为五线谱、小提琴、蜡烛、飞机等形状，带有波普艺术的独特韵味。而曾家寨子，他希望赋予作品更多社会文化内涵。在他看来，扎根泥土、枝繁叶茂的大树，最能代表家族的繁衍生息。为了走出树状的轨迹，杨千在4座寨子中都进行了尝试，既要在外围的农田、林地和沟渠走出轮廓，也要在寨子内部走出“树干”和“树枝”。其中3座都以失败告终，“经常碰到墙壁，如果绕过去轨迹就会变化，翻过去太不现实”。
在行走过程中，杨千随机采访路遇的村民，打听寨子的历史和故事。他在寨子中搜集了12个石墩，摆放在霓虹灯管组成的“家族之树”上，每个石墩上各有一台掌上电脑，循环播放村民采访视频，让“家族之树”立体而鲜活起来。
“搜集”寨子记昨日辉煌
杨千说，之所以对曾家寨子进行艺术化再现，除了“自以为跟这个寨子还有点血缘关系”，还因为与过往的辉煌相比，寨子如今的没落令人叹惋。
1937年抗战爆发，原国民党要员孔祥熙创办的山西铭贤学校一路南迁到达四川，曾家族人经过商议，将曾家老寨、上新寨和下新寨借给铭贤学校使用，合计房屋300多间。1946年学校回迁山西时，已由最初的200多人发展到800多人，其间还有不少外籍教师前来授课。
新中国成立后，曾家寨子被分给当地老百姓居住。住在这里的老人告诉杨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少村民将房屋构件拆下换取食物；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则将老宅拆除，在原址上修建新居。幸存下来的房屋，不少也由于无人居住、年久失修而倾塌。
杨千在一次次前往曾家寨子的过程中，搜集了不少砖瓦木料、窗棂门框、桌椅板凳，在展厅中营造出一个废墟般的场景。在杨千眼中，这件作品“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缩影”，同时也暗示了“历史的保藏和精神财富的衰败与消失”。
本文图片由成都当代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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