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应该新在哪里 □徐立凡
时至年底，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引发广泛热议。其中，新型城镇化是频率出现最高的词汇之一。城镇化如何新，与现在的城镇化进程有什么异同，是无法含糊之处。
城镇化的意义，在于对于产业提升的作用明显。再初级的城镇化，也会带动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化，而在城镇化发展之后，第三产业也将顺势发展。由此将产生巨大的转型效益。鉴于中国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的空间仍然巨大。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长期可以凭借的经济增长点。
但在过去的城镇化实践中，所显现出来的并非全部是正向效益。一方面，持续进行的城镇化进程，确实改变了许多地区的面貌，并发育出了以土地的硬化和建设为中心的巨大市场。但是，这个市场中产生的效益，并没有转化为全民分享的效益。相对而言，全民分享的效益，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因为土地市场和楼市的泡沫，而实际上被对冲掉了。另一方面，在城镇化的拓展过程中，低价获取集体土地、强拆乱建、不珍惜原有人文资源和生态资源等情况也大量出现，导致了许多博弈的发生，个别地方，甚至一度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对于城镇化效益的吞噬。在新的城镇化进程中，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如果不对新型城镇化填充新内涵，那么风险因素就不仅不会排除，而且可能成为痼疾，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
首先，地方政府当然是城镇化进程的操盘者，但需要避免在所有交易环节都是交易者。比如，在征收集体土地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环节都需要政府出面，有的区域，政府完全可以退出而只做仲裁者的区域，让交易由买卖双方自行完成。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政府作为投资者应该参加交易过程。但是，如果土地开发用途属于商业范畴，政府理应避免过度介入。当然，现实情况是，由于拥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一方不是交易主体，因此地方政府直至村级组织，事实上在扮演着代理交易者的角色。但需要看到，一旦处理不好，这对于政府公信力会形成较大考验。因此，设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行政范围，是需要完善的顶层设计。
其次，对于土地开发中涉及到的人文和生态资源变化，需要更严格的程序把关。在这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社会维护人文和生态资源意识的增强，许多破坏人文和生态环境之举，都得到了纠偏。但需要看到，纠偏本身也意味着额外成本的付出。如果环评等制度更加刚性，这类成本可以大大减少。
最重要的“新”，应该是城镇化进程中人的权利跟进。一个较为普遍的城镇化误区是，城镇化就是土地的硬化，就是新建筑的崛起。而人力资源则较少被制度关照。但实际上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考量，只有让人完成城镇化，城镇化才是完整的和真实的。对于已经或未来在城镇工作，履行所有义务的庞大群体，应赋予他们相应的公平权利。有了这样的权利，才有可能培养出新增的巨大消费群体，刺激二三产业的发展，培养出消费内需。有了这样的权利，目前存在的国民待遇差异才能消除，城镇化才更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目前城市的公共服务跟不上，不是理由。囿于城市利益的计划式思维，需要在新的城镇化进程中修正。
从这个角度说，新的城镇化，不应比速度，而应比质量。比照国外经验，也是如此。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将近50%，与1910年美国46%的城镇化率相类似。美国从46%的城镇化率到70%的城镇化率，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消除种族歧视等，都是在后半程的城镇化中实现的。而今后中国的城镇化，也需要实现对目前二元化机制的修正。实际上，人的无差别发展，才应是城镇化的最大意义。
(据12月8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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