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碳红包”的激励不在于利诱
伴随着社会变迁，老百姓的消费结构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过渡；汽车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也逐渐从精英消费过渡到大众消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汽车在给老百姓的交通出行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空气污染。汽车污染物排放不仅是PM2.5的重要来源，也含有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在带给我们巨大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在享受理性选择和科技便利的同时，很容易被人们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束缚，进入“理性的樊笼”；这既是现代社会风险的一个缩影，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困境。这一切，在汽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工具理性的浸润下，一些机动车车主患上了“汽车依赖症”；明明可以不开车，依然习惯了将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消费者在享受汽车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却在无形之中加剧了环境污染；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显然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倡导低碳出行，需要想方设法地提高司机们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
节能减排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共事务，很容易陷入“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搭便车困境”——人人都想坐享其成，却不愿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支付成本。“减碳红包”通过差异化、个性化的选择性激励，让参与节能减排的司机们得到了一定的物质激励与精神慰藉；“减碳红包”不仅能够切实裨益司机们，也向全社会传递出“节能减排，利国利民”的符号信息，有助于提升老百姓对节能减排的价值认同。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减碳红包”不可避免会引发“七嘴八舌”。赞成者认为，让遵循规范的美德得到遵循规范的利益的支持，“减碳红包”见证了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观念的重塑和更新；有质疑者觉得，“减碳红包”激励的力度不够，难以对司机们形成“利诱”。说到底，培育社会文明，“减碳红包”只是提升公众价值认同的一种过渡性手段，不能过度依赖。
改善环境，提升空气质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既是节能减排的建设者，也是节能减排的受益者。“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减碳红包”即使使用价值有限，也值得肯定与赞赏。只有多一些细节推动，节能减排才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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