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苏轼，也曾在岭南驱瘟防疫
□戴永夏
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坛巨匠，同时又是一位正直、亲民的政府官员。他不但在任时“心则在民”，关心百姓，即使削职遭贬，仍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并留下许多不凡业绩。
北宋绍圣元年（1094）四月，苏轼因针砭腐败的朝政得罪了权臣,被流放到“瘴疠之地”岭南，在落后的“蛮貊之邦”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一个没有实权的八品芝麻官。在那里，尽管处境艰难，但他“位卑未敢忘忧民”，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与一些官员的良好关系，做了许多为民兴利除弊的好事。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苏轼不但关心被贬地惠州的民生，还关心惠州邻近的广州百姓的疾苦。当他得知广州瘟疫流行时，心急如焚，立即给他的好友、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写信，为治瘟疫献计献策。在信中，他首先肯定了王太守在防治瘟疫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有力措施，如设立渡津、抢救孤儿寡妇、准备治疗药物等，这是当时广州最大的政事。接着又说，广州是商旅聚集的大商港，瘟疫流行，商人旅客先病倒了，接着就会传染给广州市民，这在杭州已有先例。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广州设立一所医院，专门收治染上瘟病的患者。医院所需资金，必须每年有固定的租税之利供给，这样才能维持下去。他进一步强调说，这是件有长远利益的大事，一定要办好它。他还对王太守说的“救助瘟疫患者，是当官的最痛快的事”这句话大加赞扬，并建议他向办事能力卓越的循州周太守学习，还抄给他治疗瘟疫的药方：“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让他在广州百姓中大力推广。
为了进一步消除瘟疫，苏轼又积极建议解决广州百姓的饮水问题。在苏轼看来，广州人之所以患瘟疫，与饮用水的质量有很大关系。因为广州普通百姓平时喝的都是不洁的苦咸水，所以患病者很多，损失很大，因此他在写给王敏仲的信中，建议他采纳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意见，在广州修建清洁水引水工程。邓道士的方案是这样的：在离广州20里的地方有座蒲涧山，山上有滴水岩，那里的山水水位较高，可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5根大竹管引出，竹管连接处缠以麻绳，涂上油漆，由高到低地引入城中。在城中再置一大石槽接受山上引来的清水，然后再用5根竹管分流到城中的许多小石槽内，供城内居民汲取。这样只需用大竹竿万余根，再用些葵茅草苫盖一下，费用不过数百千钱。为解决这笔资金，可在循州买一部分良田，当年可得租金五七千钱。再买上万根大筋竹，扎成竹筏运到广州，以作水管抽换之用；在广州城中置少量房产，可以日得二百钱租金，以作水管的抽换之费。另外，再专设兵匠数人，定时沿线巡查维修，做好管网的保护工作。这样一来，广州城的穷人、富人都可以饮上甘洌、清洁的山泉水，真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长期以来饱受苦咸水之苦的广州百姓听说此事，不知会有多高兴，他们一定会热心捐献，其热情会比建造宝塔庙宇更高。为了把这件事办好，苏轼还积极向王太守推荐罗浮山道士邓守安，说他德行高尚、清正廉洁、不贪不占、热心公益，很受人们尊敬，用起来很放心，是负责这项工程的最合适人选，建议去请他来具体商谈。
在苏轼的积极建议下，王太守不负众望，立即组织人力，动工兴建引水工程。苏轼听说后非常高兴，又写信给他，建议施工时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王太守虚心采纳了这些好建议，使引水工程顺利建成，解决了广州全城百姓的饮水问题。
苏轼这些建议，无疑是广州人的福音，值得世代铭记。然而他却在信中反复交代，千万不要说出是他的主意。这个中原因，固然与他谦虚的美德有关，他不愿宣扬自己。但更主要的是，他深知自己当时是一个“犯官”，深受当权者的猜忌、迫害，如果把自己公开出来，很可能会使这项工程流产，给朋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为民造福方面，真是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全然不计个人得失。他的博大的
爱民情怀，足可彪炳青史、光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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