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不能逾越底线
黎青/绘
截至3月20日，湖北省已有约12万名务工人员离鄂顺利返岗。但湖北石首的袁先生3月19日和同事驱车从老家赶到贵阳后，却被当地居委会禁止下车，更尴尬的是，等待八九个小时后内急想上厕所，却被告知只能在车内用塑料袋解决。（3月26日红星新闻）
居委会称，袁先生未向社区报备，属于瞒报，袁本人也承认没有报备。但即便湖北籍务工人员违规在先，也不该受到“不准上厕所”这样的非人道对待。
如果是对来自重点疫区人员的涉疫相关信息完全不了解，对其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措施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湖北石首这位袁先生是持有当地相关机构出具的健康证明的，这至少能够证明，他既不是感染者，也不是疑似病例人员或与感染者密切接触人员。未按规定提前向返岗企业所在社区报备，确实违规，但按理说，对这种违规行为，完全可以按相关程序补办报备手续，该隔离也可以先隔离，堵着车门不让下车，连上厕所都不行，何以僵化到这种地步？
经过了三个月的抗疫，防控知识铺天盖地宣传普及的背景下，身处防控一线的人员，至少应该知道，如果戴口罩上厕所，并与人保持距离，之后对厕所做通风和消杀处理等等，风险是可控的。
何况，“湖北人”未必等于“重点人员”，持有健康证的湖北籍人员，就更不应该受到“只能先关在车里”这样的“高级别防控”。不管怎么说，不准人上厕所肯定不对，甚至已经触及到法律红线：上厕所，是人的最基本生理需求，即便是罪犯，这种权利都不可以被剥夺。于此而言，当地社区此举着实过分。 （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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